第5部分(第3/4 页)

庭、社区、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是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性的关键。商学院应该指导学生理解企业行为的社会后果。但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传授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在这方面，MBA的危机实际上是企业和大学传统上价值冲突的再现。在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开始领先于世，高等教育界也野心勃勃地要建造“世界一流大学”。“实干家”（practicalman）与“无用的书”（uselessbooks）之间的对立日益突出。当时美国的大学，集中于希腊、拉丁的古典教育，目标是培养上流社会的品位和德行。但在实际生活中，工业化、城市化突飞猛进，需求大学里不教的实用技能。新兴产业给年轻人提供了绕开哈佛、耶鲁的进身之阶，美国版的“读书无用论”大为盛行，大学开始招不上人来。1889年，一个银行家公开宣布，他绝不录用任何大学生。这颇令人想起最近国内用人单位拒绝考虑北大、清华毕业生的事件。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工业家卡耐基对大学的抨击：“大学生学了一点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野蛮和琐碎的争吵，或者试图掌握一些已经死去的语言。他们的知识仿佛是用来适应另外一个星球上的生活，而不是这个星球的实业。未来的工业领袖应该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学到对他们未来成功必须的知识。”�卡耐基并非宣扬“读书无用”。相反，他认为大学教育至关重要，并大力捐助教育事业。他抨击的是当时脱离现实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在这样的挑战下闻风而动，迅速改革，逐渐赢得了企业界的信赖。�“二战”后，MBA课程纷纷上马。企业对大学不仅信赖而且依赖。但是，大学的逻辑毕竟不同于企业。一旦大学赢得了社会的尊重、站住脚跟，就开始照自己的规矩走。比如，在商学院教书的教授们，并不一定有经营的经验。他们提升、成名，靠的是自己的著作，不是靠管理业绩。他们和自己大学中其他系的教授更为接近，很难与外面那些企业总裁互称同事。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学术兴趣压倒了对应用技能的关注，使MBA的教育过于理论化。一些批评者说，许多商学院衡量自己不是看培养的学生的质量和对企业管理的真正贡献，而是看论文发表的数目。�但是，许多人同时指出，理论性、研究性的MBA教育，已经彻底转化了美国的企业管理。没有这样的教育，如今的华尔街就不可能照常运行。事实上，美国现在的商学院系统，是在1959年福特和卡耐基基金会的两个划时代的报告的刺激下诞生的。那两个报告，对于当时训练企业管理阶层的所谓“贸易学校”系统的质量提出严重的质疑。那些学校的教育，很少以研究作为基础，没有理论，完全靠经验，这些学校等于是让大家集中当学徒，小的向老的讨教，陈陈相因，适应不了瞬息万变的管理时代的要求。�如今科技和产业更新日新月异。回到“贸易学校”的经验教育时代，放弃理论研究，无疑将使MBA的训练更缺乏前瞻性。事实上，许多雇主反映：现在的MBA学生有良好的分析能力，这反映了MBA教育的优势。但问题是，仅仅有这样的经营分析能力，已经无法应付现代企业的运行。MBA需要自我革新。�现在的MBA所缺乏的技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领导一个团队的沟通、人际交往和励志技巧；第二，对具体的专业科技的掌握。�这两项技能，过去对于一个MBA来说无关紧要，现在则成为成功之必须。这里的缘由，在于美国社会已经从“管理时代”转化为“创造时代”。�所谓“管理时代”，建筑于企业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运营上。上万甚至几万的员工，众多的部门、瞬息万变的市场、产品不停的更新换代，再加上企业之间的兼并、海外的竞争、资金的流动等等，对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那时并不是说不“创造”，但就大多数员工而言，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职工一辈子常常为一个企业效力。管理、设计（包括技术开发）和生产部门是分开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界线一清二楚。�但1990年代以来，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进入了“创造时代”。这个时代的一大特性，就是所谓“创造阶层”（Creativeclass）的产生。据地域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Florida）的研究，这个阶层人数高达3800万人，占美国劳动人口的30％以上。社会学家保罗·雷（PaulRay）和心理学家安德森（SherryRuthAnderson）的研究则称，自1960年以来，已经有26％的美国成年人，即5000万人口，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成为“文化原创者”（Culturalcreative）。虽然这两项研究标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