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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战争

冷战后安全保障的另一个新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9？11事件”告诉我们，破坏和平的不仅是国家间或民族间的战争，还有建立世界网络、在各个地方展开破坏活动的恐怖主义集团。战场蔓延到日常的世界，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到恐怖主义的突然袭击。在亚洲地区，也曾发生过诸如印度尼西亚的爆炸恐怖事件、印度连环恐怖事件等，恐怖主义威胁正呈现出史无前例的严峻形势。

日本政府曾把恐怖主义定位为“对文明社会的重大挑战”，表示“这从保护国民安全的角度看是日本本国的问题，但为了防止、根除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必须联合起来，主动去面对”。具体来讲，“完善机场、码头等附近严格的危机管理体制，加强重要设备的警备等国内恐怖主义对策，维护驻外使馆以及海外日本人的安全”，明确表明在国内外，通过“对美军活动的合作支援及灾民救援活动”以及“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或缔结并履行反恐条约”，“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行动方针。“推动以尊重基本人权、民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为基调的政治经济体制，接受对不同文化、文明、历史的理解和相互的主张，加深寻找共同价值观的对话，努力实现大家在和平环境下能够共存的国际社会”，从更广泛的视角，尽量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20）

与此同时，对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复兴支援活动，日本明确表示尽量提供支援的立场，主办“阿富汗复兴支援国际会议”，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等，本着“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必须以行动履行义务”的认识，展开了外交。

东亚的经济联合与开放的地区合作

虽然东亚在政治、安全保障领域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但在经济上却能看到比较光明的前景。

20世纪80年代末，“长期由美国压倒性的经济力量支撑的国际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日本从冷战结束前后，开始站在亚洲太平洋的角度，积极展开以亚太经合组织为中心的开放的地区合作。日本认为，“各国以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必要深化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共同认识正在酝酿”，从而主张“以开放的地区合作为基础，维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1999年小渊政府提出“为亚洲各国货币、经济的稳定积极作贡献”，这一年设立了“历史上首次中日韩的首脑会谈”。2008年，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国首脑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此次会议是除了东盟＋3框架外首次独立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议。对以“东盟＋３”为中心的东亚合作模式发挥引导作用。

“亚洲诸国的经济崛起”的成果虽然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受到打击，但以危机为契机，各国逐步认识到东亚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货币、金融、贸易等经济领域的地区合作取得了快速进展。特别是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中国正在积极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因此，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缔结“热”也正在升温，各国积极讨论设立“自由贸易圈”或“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并以之作为重要的政策课题。

日本刚开始对需要国内作出相应变革的自由贸易协定未必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中国积极的态度使日本维持“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ＷＴＯ规则的强化”这一多边贸易体系，同时提出了“今后与更多国家、地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不过，积极展开包括自由贸易区或经济联系协定（EPA）在内的“经济外交”。摸索影响日本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的未来，我们就需要对包括农业在内的领域进行开放和改革，并认识到“经济合作的加强给两个国家带来市场的扩大这一恩惠，也有助于国内的改革”，更需要加速全民讨论的步伐。

在全球化与地区联合的世界性潮流下，我们如何实现日本的繁荣？其实，日本的方向是明确的。从提倡“创出亚洲太平洋圈”（2001年）、“扩大东亚共同体”（２００２年）、“追求开放的东亚共同体”（２００６年）等姿态也能够看出，日本的繁荣将通过积极引导东亚的繁荣来实现。在“包容多样性，对共有经济繁荣，开放的东亚共同体的构建积极发挥作用”的基本方针下，日本应该发挥引导作用。

２００５年，东亚峰会（EAS）首次举办。虽然各国之间利害关系或思维方式等有所不同，但那场峰会提供的平台至少酝酿了继续讨论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在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有很多诸如安全保障、历史、领土等需要克服的障碍，实现起来很不容易。可是，各国为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