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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机构一仍其旧。所不同的是经过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扫荡，贪官污吏、恶霸地主被清除殆尽，新朝的开国皇帝较为英明，朝廷官僚较为清廉，地主剥削较为轻缓。而时间一长，污垢积累，统治会渐趋黑暗，又得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展“清污”工作。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无所谓向前，也没有什么落后，正如黑格尔所概括的中华帝国属于“停滞的帝国”。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以他的农民意识而言，不仅不能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所不同的，那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获得了成功，坐上了皇位。

以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朱元璋的农民军，也会有另一支取而代之，达到推翻蒙古元朝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专制集权。权力是一剂神奇的魔药，一旦服用，就会染上毒瘾、自我膨胀、异化变态，而没有制约的权力更是如此。一个曾以填饱肚皮为志向的穷汉，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心头的狂喜与留恋可想而知。而他的权力又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当然害怕有人从他手中夺走。因此，他不得处心积虑地为稳固自己的权力而耗尽心血，乃至“奋斗终生”。

除开皇帝，天下要数宰相（或称丞相）权力最大，赵高可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权势炙手到天下侧目、“指鹿为马”的地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是对宰相地位及权力的高度概括。不少皇帝担心宰相分权，都曾对其权限做过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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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8）

历史上曾有过三次皇权与相权的较量：

第一次是汉武帝时。皇帝刘彻一改过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传统，让仅有儒生资格的公孙弘为相。如此一来，宰相对皇帝不仅再无居功之傲，反而对皇帝知恩图报；

第二次是隋唐之时。将丞相之职分为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

第三次是明朝。朱元璋为了实行绝对的专制集权与皇帝的一元化领导，他索性借故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职位。并严令规定，谁要再提设立宰相之议，就砍掉谁的脑袋。宰相不再，其职由皇帝兼理，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与赵匡胤的“皇袍加身”那种玩弄政治权术的夺权方式不同，朱元璋的统治是经过血与火的战斗夺得的。因此，他的巩固方式也与赵匡胤大相径庭。赵匡胤集权以绵里藏针之柔为主，而朱元璋则是以威猛治国，甚至不惜在和平时期祭起杀人的屠刀。

他觉得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太过柔弱，对大臣们有什么价钱可讲的？莫说权力，就是他们的性命也在皇帝手中，根本没有必要“婆婆妈妈”，索性将那些开国员勋一个个处死，就会免去很多烦恼，也没有半点后顾之忧了。

他最先开刀的，就是那个为他秘密沉舟溺死小明王韩林儿的大将廖永忠。杀害小明王，本是朱元璋心中一个最大的忌讳与隐秘，而作为武将的廖永忠却不懂半点谋略，竟愚蠢地以此向朱元璋邀功请赏。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给他安上一个偷用龙凤衣服的不法罪名，突然降旨杀掉。

廖永忠一死，朱元璋的杀戒一开，元勋们可就接二连三地大倒其霉了。也许是觉得杀一个两个并不过瘾，朱元璋干脆大兴党狱，进行集体大屠杀，最著名的有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等。

宰相胡唯庸精明强干，在某些方面远胜朱元璋。而部下超过自己，是专制社会的一大忌讳。部下比自己强，其个人统治、声誉、威望都受到严厉挑战，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朱元璋一再隐忍，终于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以擅权枉法之罪将胡唯庸杀掉，并屠灭三族。他也因此而“理直气壮”地为皇权与相权之争画上了句号，废除了具有1500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

此后，只要谁稍不顺眼，朱元璋就将他罗列进胡唯庸案之中，说成是同党分子，然后毫不留情地处死。一大批朝廷官员、贵族地主被处死，发展到后来，就连七十多岁的开国###李善长（正是他激发了朱元璋心中潜藏着的帝王欲望，这才有了一个明确而远大的目标志向）也不放过。

胡唯庸一案，牵涉其中被处死的多达两万余人。所杀多为文臣，因为当时全国并未完全统一，他还需要武将为他效命沙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