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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他抓住“把柄”。

一次，李世民收拾好行装正要出宫去打猎，适逢魏征进宫奏事，他赶紧停止行动。魏征说：“陛下不是要到南山去打猎吗？外面的卫队都准备好了，怎么又不去了呢？”李世民说：“我正想去，又怕你说我游幸无度，就临时取消了这一计划。”

还有一次，李世民弄到了一只美丽的鹞鹰，喜欢得不行，正拿在手中把玩，远远地看见魏征走了过来。他害怕魏征知道了说他玩物丧志，就往怀中一塞，藏了起来。魏征是前来奏事的，他当然也看见了皇上正在玩鸟。既然皇上不想让他知道，他也不便挑明。李世民一边听他奏事，一边担心怀中的鸟儿，也就应酬着嗯嗯啊啊点头不已。魏征将要事奏完，还待在那儿一个劲地有事无事说个不休。时间一长，那只鸟儿竟在李世民怀中给闷死了。

由此可见，李世民的纳谏并非象征性地装点门面，而是真正达到了从善如流的程度。翻开《贞观政要》，君臣间几乎每天都在研究、探讨“治道”。如果李世民不广开言路主动纳谏，也就不会高明到哪儿去，在一长串历代帝王名单中，不过十分平庸而普通的一位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只有受到制约，才不会恶性膨胀，才能达到“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最佳效果。这是李世民的成功“宝典”，可惜并没有被后代帝王视为经验推广，更不用说发扬光大了。就连他本人，也没有上升到理性高度写入晚年为太子所著的总结自己全部统治经验的《帝范》一书。

五

封建帝王通过严严实实的政权网络，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而冥冥之中，又有一重“宿命”的恢恢巨网、一双无形的巨大“魔掌”凌驾于封建帝王之上。

这一巨网与“魔掌”就是封建政体。

几千年来，它就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上帝”，高高凌驾于每一中国民众头顶，谁也别想逃脱它的阴影笼罩与异化阉割，全是这一制度的牺牲品。

即使英明如唐太宗者，也难以逃脱此劫。

世间最为变幻莫测者当数人心，人心总是随着时间、环境的推移不断变化更改。所谓的道德、良心、仁义也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只能依凭个人的自觉努力与自我规范才能走向善良与美好。不仅外在的环境、事物可以改变它们，就是内心深处，也有两个对立互异的自我——人性与兽性在长期进行着不断的厮杀搏斗。如果兽性占据上风，那些道德、良心、仁义将如云烟转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

因此，内心的自我束缚对大权在握的帝王来说，显得非常玄乎而缥缈。人们除了虔诚地祈求明主的恩惠雨露外，根本无法控制帝王的失态与疯狂。

唐太宗不是神，他也是一位有着七情六欲的肉体之人。他的内心，同样有着两种力量的搏斗与较量。所不同的是，他总能让心中的人性、良心、信义占据上风。

然而，时间一长，那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的紧张弓弦必然有所松懈，魔鬼就会乘虚而入；加之经常陶醉在贞观初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中，免不了骄傲自满，忘乎所以。人，一旦不能冷静地、客观地面对自我，就会做出许多失去理智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唐太宗一生中最值得称道就是他所开导的纳谏政策，正是这一政策，却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不断“变味”，经历了一番过渡与转变——由“导人使言”到“悦而从谏”，一变为“勉强受谏”，再变为“意终难平”。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9）

就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而言，也并不是后人描写、形容的那么密切融洽。魏征原为李建成的东宫“智囊团”主要人物，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严厉责问他：“汝离间我兄弟，何也？”魏征慷慨自如地答道：“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认为他是一个难得人才不忍加害，也为了安抚山东政治集团，稳固刚刚夺取的政权，就跟他封了一个詹事主簿的七品小官，具有谏议大夫的地位。

从此，魏征成为李世民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并日益受到他的赏识与倚重。而魏征作为一名昔日敌手，也只有通过进谏这一独特的方式向唐太宗表示自己的忠诚。

不论谁人，都喜欢听一些恭维自己的话语，对批评与指责总是不那么高兴。这是整个人类无可更移的内在本性与痼疾，并非某一个体的弱点。进谏就是对李世民的约束，而皇权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说得多了，说得过了头，免不了会惹得李世民内心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