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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了解不多，了解的那部分作品似乎也有隔代的文化接受差异，评价不多，但其对陈逸飞早期的《黄河颂》等作品作了充分而恳切的评价。

第四章　上海时期的绘画（4）

陈逸飞本人也认为，他的《黄河颂》代表了他在那一个时期的艺术追求，后来的一切追求是在这种追求的基础上深化的。他说：“从前有朋友对我说：你有很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像《黄河颂》、《红旗》、《占领总统府》确实是那一方面最好的例证。后来有人对我说：你的美人画得很漂亮，就又给我贴上这样一个风格的标签。而此次回顾展上的‘西藏系列’某种程度上洗刷了某些人对我的成见。展览会上你看到了我各个阶段的转折与变化，有时当我像一个普通的观众面对自己的作品，感觉既亲切又陌生，有许多画被收藏十多年，甚至近20年，再看见，这种感受很复杂。当然我还会一直变化下去，但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因为艺术不是自己假定和设立的，是自己心里的画，是从你的灵魂宣泄真诚的一种表现。其实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条船里装的载体。我自己认为我的作品之所以呈现为现在的样式，缘于我对生活的热爱。”（姜苏鹏：《陈逸飞：答案在风中飘》，《中华英才》1997年第13期）艺术家的一生往往要经历若干个阶段，通过艺术家的努力和创造，每一个后来的阶段都有可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超越，这应该就是超越，而不要轻易用新的一个时期的成就否定前一个时期的成绩。对待陈逸飞，对待陈逸飞的创作都应如此。

多年以后，陈逸飞专门写下了《既英雄又浪漫》一文，深情地回忆创作《黄河颂》的经历：“《黄河颂》最初的构想，是画一个羊倌，扎着羊肚子头巾，扛着镢头，仰天高唱信天游。反复思量后，发觉这种表现方式几乎是在诠释《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便毅然舍弃。转而改成一个红军战士，站在山巅，笑傲山河。创作过程中，我把山顶明亮如炽的光感复还到画布上，渲染成一片耀眼的白芒；我在红军战士肩挎的步枪枪眼里，画了一小团红布，形同一朵鲜艳的盛开的小花，还在他的脚下，画上一列斜飞南行的大雁。”（《新民晚报》，1997年1月11日）了解了陈逸飞创作《黄河颂》的历史环境、创作意图、创作过程以及作品自身的命运，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黄河颂》。

即使是欧美人士用欧美的艺术眼光来看陈逸飞早期的《黄河颂》，也能感受到它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欧洲著名美术史论家卡尔·鲁伯格高度评价陈逸飞后来的绘画创作，而且对陈逸飞的早期作品尤其是《黄河颂》给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绘画缘发于内心深处，自始至终是一种自由奔放的、解放的行为。这种自由的行为在其早年的作品中已有所表现，如1972年的《黄河颂》。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这幅作品非常正统：抗日的战士站在高高的岩石上，背景是绵延天际的山脉，巍峨宏阔，但整个画面已悄然体现出画家日后银幕作品里的后印象主义风格。‘文革’期间，一些政客和文化官员们认为他多少有点‘颓废’或‘西化’。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倒也并不离谱，陈逸飞与欧美文化确有共鸣，其高超纯熟的技法勿庸讳言源于欧美。”（卡尔·鲁伯格：《绘画：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评中国画家陈逸飞的作品》，《文汇报》，1997年1月14日）他认为，陈逸飞早期的作品也深受欧美艺术的影响。

在人生道路和个人生活上，1972年的陈逸飞也有一件大事，就是与张芷结婚这件人生大事。时间是这年的年底。他们在一间并不宽阔的小居间生活，幸福浪漫。

1973年，陈逸飞家发生了生与死的连接，父亲陈庚赉过世，儿子陈凛出生，生的把死的又给填满了。父亲生于1906年，终年67岁。父亲的离世，不但给陈逸飞心灵上带来巨大的打击，而且也给他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从此他要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任务。陈逸飞曾经说：“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有苦恼和坎坷，有本自己难念的经。我父母都死于‘文革’，这是我最不堪回首的记忆。”（董竹：《陈逸飞：我那永不能圆的梦》，《风韵》杂志2005年4月10日）好在儿子的出生，为陈逸飞夫妇添加了许多的情趣，减少了一点丧父的悲伤。他的人生和艺术仍在前行，在创作上，陈逸飞1973年创作了《南来北往》、《鲁迅在厦大》等绘画作品。

1974年，陈逸飞又创作了一幅鲁迅题材的作品《写于长夜——鲁迅》，他关注鲁迅的文化影响，鲁迅也是这个阶段被画家们关注的题材。

1976年，陈逸飞与蔡江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