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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也有怀着隐蔽的商业动机加入寻梦行列的。三十年代大上海诡秘的历史、中西混杂的独特情调、“冒险家乐园”的惊险再加上“东方巴黎”的妩媚，已足令稍微有一点商业头脑和艺术灵性的文化制作商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主题。于是大陆几乎所有的大牌导演从陈凯歌、张艺谋到李少红、陈逸飞，分头从黄土地上、皇城根下、拍卖场边……不约而同地怀携巨资直赴上海。当聪明的艺术家在旧上海的场景下，将淑女、妓女、都市绅士、负心郎连同黑社会捣浆糊一般地拼贴在一块的时候，这种无论对国人还是洋人来说都不乏异域情调的作品，保准会赢得各色人种的国际电影奖评委的一致喝彩，还有天文数字的票房价值。就在这种种新民俗故事（但打的是新写实主义的旗帜）的演绎之中，在一片皆大欢喜的文化狂欢氛围之下，上海的历史再一次被粗暴地（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被精致地）改写了，尽管这一次不再屈服于政治的权威，却同样耻辱地屈从于商业的与后殖民文化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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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远近高低各不同（4）

透过上述精神或商业的重新编码，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确乎已经起死回生，而且大红大紫，流为时尚。不过在后现代语境之下，这早已不是历史的真实还原，只不过是相隔半个世纪以后，不肖的文化传人刻意营造的一段神话，一则寓言。既然如此，天真的人们大可不必将神话视为真实，将寓言读作信史，还不如相信这仅仅是一缕一厢情愿的怀旧思绪，一场温情脉脉却永不复返的海上旧梦。

（许纪霖：《海上旧梦的寻拾》，《文汇报》1995年3月26日）

这里，许纪霖可能更多的是批评陈逸飞电影中的旧上海场景和旧上海人物，但人们对他却有误会，以为他对旧上海的场景和人物是很倾慕的。

对此，陈逸飞完全不能同意。他回应说：

中国人的形象不是靠我的几幅画来最终确定的，我不过是提供一种历史画面，一种可能性，一种想象空间。我画中的人物还是很有美感的，外国人并不会与当代中国连在一起。京剧、昆剧中的人物美不美？但外国人不会认为这就是当代中国人。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如何，主要靠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政府官员。你在马路上吐痰、乱穿横道线，被外国人看到了，这种形象才是很不好的。”

（沈嘉禄：《一个被争议缠绕的艺术家》，《新民周刊》2005年第15期）

批评者们担心，张艺谋的电影，陈逸飞的电影和画作，那么多旧时代场景和旧时代人物，会不会被外国人看成当今中国的场景和人物，会损害中国人的形象。这其实大可不必。

影像之争

一种意见认为，陈逸飞往电影里挤放的东西太多。上海的张兆前先生写过一篇《电影不是一个筐——观陈逸飞〈人约黄昏〉有感》的文章，批评陈逸飞的电影涉及的层面太多。文章不长，引在这里：

在纪念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喜欢寻根刨底的观众问：“电影到底是什么玩艺？”答案恐怕是五花八门的：高雅的艺术，大众化的娱乐品，载道的工具，教育的手段……见仁见智，不可能也不必要强求一致。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从反面看看，电影不是什么。恰好，沪上刚放了一部公映前就被传媒炒得很热的影片《人约黄昏》，通过解剖这个麻雀，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作为有钱投资的票友，逢场“拍”戏，换一种东西玩玩，港台称之为作秀（show），本也无妨。况且由于导演的高超绘画功底，对造型的把握对色彩的领悟，使画面具有西洋油画般的质感，在用光和摄影方面甚至超过不少科班出身的导演。如影片开头女“鬼”出现时的一段冷光跟拍，如阴阳二界的冷暧明暗对比，都堪称大手笔。但就总体而言，影片却不能称为成功之作。某晚报记者认为《人约黄昏》的涵盖面很广：喜欢艺术的可以看色彩和画面；喜欢情节的它有一个颇具悬念的故事；喜欢看表演的可以看大明星梁家辉和名模特张锦秋；喜欢怀旧的又可以梦回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呢，则又可从中领悟一点什么人生哲理……笔者的意见恰恰相反。画面色彩造型等确实成就不俗，但谈到其他各个层面，那位记者的介绍，恐怕就有溢美的嫌疑了。整个故事是以无政府党的内讧为背景的，但是三十年代的上海早已没有无政府主义组织活动了，因此它就失去了前提。故事编得也不可信，许多该交代的地方都没有交代清楚，漏洞不少。就表演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