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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上悬一中国国旗，以示与附近太阳旗有别，唯库中无较新者，嘱设法送一新旗去。我当答以照办，不过当时在日军包围中，炮火时断时续，如何送去，尚待相商。彼即云他可派人设法渡河来取，并云如有食品等亦可交其带去。电话断后，我即作好各种准备工作。大约当日下午三、四时，厦门路一收容所（记得系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所办）来一电话，谓有一人渡河至该所，自称四行孤军派来，询问（市）商会地点，并要一国旗云云。我即请其派人陪同来会，未几即有一女童子军陪一便衣大汉前来。晤谈之下，始知女童子军名杨惠敏，系某校童子军团派往收容所服务者。大汉亦自述其姓名及职位，具体已记忆不起，只记得系一北方口音。我把准备好的物品交给他，他对于我们交给之国旗认为尚非新制者，希望更换一幅。我一面留其在会稍坐并请其捡点所送慰劳食品等物，一面即派人向旗店另购新旗一幅，彼即将一小部分食品及新旗打成一小包，对于其他慰劳品不易携带，嘱设法另送，并云拟至厦门路收容所稍事休息后，晚间再渡返北岸，明晨你们必可看到屋顶升旗云云。仍由杨惠敏陪其回厦门路。次晨果见四行仓库悬挂一簇新国旗，群众隔岸观之，莫不狂呼拍手。

至于留下的一批慰劳品的运送，……我即与市商会童子军团负责人商定，由该团派出团员数人，担任此项工作。并特买旅行袋数个，以备就地拖送之用。布置就绪即电四行仓库联系。晚间*后由李子洋（市商会干事）、杨惠敏（因彼与孤军所派代表已相识）用汽车将慰劳品送至河南路桥交与市商会童子军运送。事后据市商会童子军报称，系将慰劳品装入旅行袋系以长绳，于北苏州路伏地分批拖送至四行仓库沿北苏州路之铁栅门口，由孤军派人在铁门口隔门接运，往返多次，至午夜始竣事。此当时送交国旗及运送慰劳品之真实情况，杨惠敏虽亦曾参与其事，并无渡河献旗之举。当时新闻界故为渲染，当有所授意。但一经报纸宣传，竟使杨惠敏成一时的风云人物。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1）

曹志功回忆了10月28日上午四行仓库来电，要市商会设法送一面国旗，以及当晚送慰劳品的情况，与叶春年的回忆基本相符。此外，他说明了几点，一是杨惠敏在送旗（及慰劳品）中起了联络作用。二是当日下午三四时，国旗由四行孤军所派一位便衣大汉取走。三是他同叶春年都认为四行仓库升起的国旗非杨惠敏所送。（叶：“她送去的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曹：“杨惠敏虽参与其事，并无渡河献旗之举。”）

杨瑞符营长在四行仓库战斗后谈及杨惠敏献旗的经过《孤军奋斗四日记》，杨瑞符著。刊于合川县《大声日报》，1939年6月12日至27日。：

（28日）夜12点钟了，献送国旗之女童子军杨惠敏小姐来，当派员很敬重地将国旗接过来，可是没有旗杆，又派传令班长和营部见习官，设法找旗杆索子，准备天亮升旗。

10月29日（星期五）。晨六时许，我派见习官率传令兵、号兵数人，将昨夜杨惠敏小姐所献送的国旗，在敬礼的号音中，高升在四行仓库的顶上。

还有一些当事人对此事所写的*，由于当时的主客观原因，具体细节均有出入。

笔者找到“八百壮士”幸存者郭兴发在1987年3月21日所写《四行仓库回忆——简略》中，有一段关于杨惠敏献旗的内容。

郭兴发，1916年生，河南商丘人，出身贫农。524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机枪手。四行仓库战斗的四昼夜里，他在一到三楼之间上上下下，哪里需要，他就按照命令，前去支援。他说：“27日晚十点多钟，突然有一身穿童子（军）服的女孩出现在桥头，冒险向我们喊话。这时，机枪连长雷雄值班，立即将情况报告了谢团长。谢团长说：‘要让她马上回去。’可她就是不听，一直喊了一个多钟头，问我们需要些什么。谢（团长）叫人回答说：‘我们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当天晚上，杨（惠敏）就将旗杆和国旗送来。我们立即将国旗升上库顶。”

郭兴发的这一段回忆很重要，基本上说清了杨惠敏献送第一面国旗的缘由及经过。使多年来有关杨惠敏献旗的许多争论，有了一个明晰的答案。结合其他人的回忆及当时报纸的报道，献旗的经过应该这样：

10月27日，四行仓库激烈的枪炮声吸引了租界民众的目光，人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当天，谢晋元发出了要求支援“糖、盐和光饼”的呼吁，经电台广播，传遍上海。民众纷纷踊跃捐赠，物品堆积如山。

在上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