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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26日之误）的事说得更完整一点。……那晚指挥孤军作战的是杨瑞符营长；那位名闻天下的谢晋元团长和我们都在（公共租界）青年会七楼商量大计，并不在四行仓库中。到了24日（注：27日之误）清晨四时（注：应为上午十时以后），日军追击部队已经迫近四行仓库，我军立即封锁前后两大门；前门架起重机枪，面对苏州河面（注：应为面对光复路东西两面）；西边占据中国银行仓库（注：中国银行仓库在东边，西边为交通银行仓库。命令说“占据一二个据点”，但实际上除四行仓库外，其他仓库均未占据过），二楼架起重机枪，三楼架起迫击炮向下俯视（注：孙元良说：“配置必要特种部队”，有人说：“第一营配以迫击炮连”等只是设想，当时88师师部急于撤退，并未专门向韩宪元交代和落实，所以守军根本没有迫击炮）；北门近处有（敌人）两辆坦克车监视着，可说是密不通风，连蜜蜂都进不去了。但我们和孤军之间，一直通行无阻。谢团长受了命令和陈参谋长回到仓库去，杨惠敏这位十七岁的女童子军带了一面国旗，和我这个记者，一同乘了汽车，过了桥，便从那家杂伙店后壁爬了过去，先后不过十来分钟，便到了仓库和孤军相见。杨小姐献了那面鼓舞人心的国旗，陈参谋长观察了防务，我们便和受伤的杨营长从原路回到青年会来。（这一经过，因为杨女士要表现她的英勇，虚构了一番故事，那就越说越不对头。直到如今，有人说抗战往事还相信杨女士是游水过苏州河，冲入前门去献旗的。）……在中日战史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这一页是写得很光辉的。

曹聚仁作为战地记者，“八一三”战役时在四行仓库88师司令部住过，与孙元良、张柏亭等人熟悉，写过很多有关88师守卫闸北的报道。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守卫战爆发的那几天，他在租界青年会待过，其间于晚上去过四行仓库一次。他有关“防御战开始时，谢晋元也不在四行仓库……”的说法似乎给人以一种可信的印象。

但是，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却相反。孙元良回忆当晚叫谢晋元到“我的司令部里，我亲自交给他‘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以及八百壮士战斗到撤退的过程。当时，88师部队在苏州河南岸的沪西坚守，孙的家在法租界。曹聚仁说：“就在八百壮士宣告与四行仓库同存亡，国旗在苏州河北飘荡（的）那一天，我却看到了黑暗的一页。那晚，孙兄穿了便服到青年会七楼来，那时他已经三天三晚没睡过觉了，面容憔悴……”此处说的“那天”“那晚”应该是10月29日，正是四行仓库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当时孙元良同样也去过“租界青年会七楼”，为什么只字未提“防御战初期，谢晋元不在四行仓库”此事，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同样，当时在法租界伟达饭店负责与四行仓库内的谢晋元以电话不断联络的张柏亭，也从来没有讲到“谢晋元曾不在四行仓库指挥作战”的话。杨瑞符营长的回忆从26日晚上“谢团副走到我面前，给我一张小纸条，原来是师长要我营死守闸北的命令。谢团副说：‘你赶快下命令集合部队，我先到四行仓库去。’……”讲起，几点钟集合部队、几点钟到齐、布置战前准备……紧张得没有一点儿空隙，可以让谢晋元抛下部队跑到租界“青年会七楼”去商量什么“大计”。而且，可以看出从当天晚上到27日白天的激战，如果谢晋元与杨瑞符两人中有那一个人不在仓库指挥的话，轰轰烈烈的四行仓库保卫战都不可能成功。此外，许多八百壮士的幸存者如李锦堂、余长寿、张青轩、曹明忠等也都一致肯定四行仓库保卫战一开始谢晋元就在仓库。而父亲谢晋元在给孙元良信中谈到的“27日敌军数次来攻，毙敌80人以上。昨（28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二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手欢呼”等情节，也与曹文中“谢晋元尚在青年会七楼”的说法有矛盾。曹文有关讲法不能成立。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4）

曹聚仁、杨惠敏不是跟随谢晋元到四行仓库的。陈参谋长是否一同去过仓库“观察防务”已不重要。在其他人（如：孙元良、张柏亭、上官志标等）的回忆中均未提起陈参谋长。近日笔者查阅了手头的资料，他就是“八一三”战役开始时的524团团长陈素农，九月份调升88师少将参谋长，韩宪元则由中校团副升为524团上校团长。以后（注：具体日期不明）陈素农调升，再由张柏亭接任师参谋长。但是，杨瑞符在撤出四行仓库战斗以后直到1939年6月的历次回忆中都说到：“（28日）晚11时许，有一个新闻记者要见我和谢团副，这时我因事繁，当派机枪连雷连长代见。一会儿，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