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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是他参与谈判的），但对阜姆没有兴趣。劳合·乔治认为：“他明白事理，不想为了蝇头小利而牺牲更多。”然而，他将对意大利在巴黎的灾难性外交负全部责任。奥兰多得以逃避责任，部分是因为他的英文没有桑理诺好。另外，如劳合·乔治所说：“他性格和蔼，和他打交道令人非常愉快。”他还错误地断言，“他和威尔逊总统之间没有观点和原则上的本质分歧。”奥兰多也极受美国人欢迎，豪斯写信给威尔逊说：“如果奥兰多在的话，我想我可以有所作为，但桑理诺简直无药可救。”相反，桑理诺“阴沉严厉，刚硬死板，很难对付”。他言语不雅，在巴黎几乎没有朋友。

1919年，西德尼·桑理诺已经七十出头了。他一头蓬乱的白发，胡须无力地下垂，突出的眉毛下嵌着一双凹陷的眼睛，表情非常严肃，看上去是个典型的意大利保守派政治家和传统的欧洲政客。实际上，还远不止这些：在天主教占多数的国家，他信仰新教；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写下有关但丁的比阿特丽斯（《神曲》中的人物——译注）的文章；同时也是杰出的雄辩家。他出生在埃及，父亲是意大利犹太商人，母亲是爱尔兰人，因此，桑理诺是以一个外人的身份闯入意大利政界核心的。他是守旧的自由党人，并持续右倾。虽然他立志帮助群众，但却不相信他们的自助能力。战前，他两次担任总理，因为诚实、无私，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重。1914年，他当选为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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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退出（2）

一个不是敌人的人说，他因自己与众不同而非常自豪：“战前，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外交官时，我经常在他位于图拉真广场附近的漂亮房子里见到他，但我不喜欢他高傲的姿态。”然而，桑理诺也有另外一面，年轻时，他也深深地爱过，但是没有结果。他在日记中写道：“谁能够爱上像我这么一个毫无外表和人格魅力的人呢？”“我会为感情付出一切！只有感情才能减轻那毁灭我、让我令人讨厌并使我无法长期从事严肃事业的黑热病。”当巴黎谈判进展不顺时，他对秘书说他感觉身体不适。

桑理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与俾斯麦相同，他觉得国际关系就是权力。正如另一位意大利外交部长所说，国家都受“神圣的自我主义”驱使。作为一名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桑理诺希望祖国安全；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土地、联盟、交易、结交朋友和反对潜在敌人。他一向认为谈判徒劳无功。一次，克雷孟梭责备他“太忠实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了，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国际关系，桑理诺不相信原则、道德和公开，而且没有意识到其他人相信这些。虽然是在1919年，但他的行为方式却和在维也纳会议上一样，他对世界上的希望和感情几乎没有什么概念。

战争爆发时，意大利与旧敌奥匈帝国和德国结盟。桑理诺和少数同胞一起有意倒向同盟国一边，他设想他们会赢，非常合理的设想。无论如何，他希望欧洲由保守势力主宰，但大部分意大利人主张中立。直到战争持续不停时，主张中立的人——主要是保守派及部分激进的左派，与越来越多的要求加入协约国一方的人的分歧才变得明显。第二群人是个奇怪的组合——自由党人、共和党人还有社会主义者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对意大利的战争目标意见不一。三思之后，桑理诺认为加入协约国是意大利的最佳选择。

他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这才是理智之举。他不希望奥匈帝国完全被毁；实际上，他从未想过它会灭亡。他对同盟国没有特别的憎恶之情；他最终决定加入协约国是因为那样意大利才能得到想要的领土。他经常把意大利战争与大战区别开，正如他1917年所说：“若要保证持久和平，意大利必须有安全的国境——这是它完全独立不可或缺的条件。”1918年，威尔逊宣布十四点原则后不久，桑理诺尖锐地说：“他们密谋策划了一场外国宣传运动，影射意大利推行殖民主义，反对民主、反对民族主义等等，但这纯属捏造。”相反，意大利对奥匈帝国领土的索求牢固地建立在“民族和陆海合法防卫”的基础上。他说，意大利渴望与南斯拉夫邻邦友好相处。

战争期间，协约国许诺帮助意大利实现其国家梦想，正如流行于意大利的口号所呼吁的，索要位于一直受奥匈帝国威胁的东北国界对面的从特兰托到的里雅斯特的领土。但1915年签订《伦敦条约》时，英法给了它更多：奥匈帝国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岛屿和一块达尔马提亚领土，阿尔巴尼亚的法罗拉港口（意大利法罗拉）及其中部的一个保护国，小亚细亚沿岸的多德卡尼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