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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如何进行党内秘密活动，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锐地认识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时的调和主义。使我听了，不是三中全会的中央决定要开四中全会的，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这使我对四中全会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怀疑。在谈到调和主义罪恶如何大时，我当时想：已经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李本人也承认了错误，并去莫斯科学习；三中全会中央又发了补充指示（通知），说明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开四中全会呢？我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我当时是三军团前委书记，应当认真传达四中全会，联系立三路线进行讨论，我没有传达这次会议，而政治部系统是传达了。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我也没有过问此事。

当时中央的各项决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体问题，我也有过不同的意见。在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撤销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职务，不久撤销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的职务。我电告博古，现在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我生闷气，代远当然服从命令走了。军队中取消党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不要老政治委员，而要换新政委。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军队也不做地方群众工作。以上毒流很久才清除。不久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其罪状是罗明在一封信中说，苏维埃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具体政策应有所不同。这完全是对的，这是什么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呢？

从粉碎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开始，苏区毫无扩大。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于部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这些事实使我慢慢认识到，四中全会是小资产阶级宗派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

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48〕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

连城战斗

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这给了王明路线在军队中贯彻的机会。王明路线大肆宣扬四中全会如何正确，在行动积极化的口号下，红军根本得不到休息、补充、训练。王明路线机械地了解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在战术上也要求以少胜多，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

一九三三年夏，三军团即转入闽西作战，取得清流、归化、将乐、顺昌四城，相当大片土地。不叫部队做群众工作，让立即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攻击点（从北向南攻击）。你要改变他的错误部署，下级改变上级企图，必须完全负责，什么，什么。在这里联合兵团作战和独立兵团作战应加区别：前者应该严格些，后者应给予最大的机动权力，以便于灵活地完成任务。教条主义常不加区别，看成一个公式。

当时连城有十九路军之区寿年旅三个团，守着强固的野战工事，装备在当时白军中数第一等，有相当战斗力。我由北向南完全处于仰攻，难于接近。五六月（注：公历为七八月。）天气，在闽西其热如焚，带领侦察排侦察了一天，找不到攻击点。按其办法是完不成任务的，要完成任务必须机动，改变原计划。将情况电报司令部，得到批准，改为由南向北攻，这仍然不能完成任务，必须根本改变计划。连城以南三十里之朋口，有区寿年旅之一个团（缺一个营）据守，工事坚固，地势险要，但守军少，采取围攻打援来完成任务吧。激战一天，消灭了一个营，包围着一个团直属队和另一个营，区寿年果然倾城来援。消灭其来援之敌一部，余向连城以东之沙宁方向逃跑了。此役，如一、三军团在一起作战，则区旅是可以全歼的。

取得连城后，亦不做群众工作，命令三军团立即进攻洋口、延平。消灭了民团、商团。驻该地之十九路军，已乘轮船逃跑了。在闽西占领的地区确实不小，已有八九个县，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