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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永和市，我们又第三次会合了。当日开了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我提议三军团之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当时，五军约七八千人，八军约五六千人，军团部直辖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三千人，共约一万五六千人。十六军二千人为湘鄂赣边区地方主力军。一军团辖四、三、十二军，人数与三军团大体相等。号称一方面军，实际上不过三万余人，和退守长沙之何键部兵力相等。会议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

会议还讨论了进攻长沙的问题，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年八月，部队扩大了六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没有核心乙。这次打长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迅雷不及掩耳地给敌以袭击。这次追击之敌四个旅，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了戴斗垣旅，其他三个旅安全退回长沙，原在长沙还有一个旅未出动。我军迫近长沙时，敌取得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进攻战。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结果，围攻月余未克。

第二次攻长沙未克，其军事原因是我军宜于运动战、突然袭击，缺乏正规阵地战进攻技术训练；政治原因是蒋冯阎军阀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开始调兵向长沙增援，使守敌增加了信心。

围攻月余未下，总前委决定撤出长沙战斗，转移至江西宜春地区，准备在湘江、赣江两江间机动作战，这是完全正确的。又决定以一军团去取吉安，三军团布置于袁水以北，威胁南昌，阻击援敌，并决定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这是对的。取得吉安，更有利于我在湘赣两江间机动。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

注　释

〔45〕一九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内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领导者为推行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在九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　李立　三“左”倾错误以后，行动委员会仍存在了一段时间

第九章　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0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

三军团东渡赣江

一九三○年九十月间，蒋、冯、阎军阀战争大体停止，敌军大举进攻，已在开始准备。同时，总前委得到可靠材料，证明立三路线已被揭露。

在一军团占领吉安后，总前委改变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作战的计划，要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谨慎地争取粉碎敌军的第一次“围剿”，准备长期斗争。从战略全局着眼，这一意见比前者更全面、更正确。当时，我对这个方针是完全拥护的，没有什么犹豫。

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敌第一次“围剿”开始，蒋介石命鲁涤平为总司令。红军第三军团从赣江西渡到赣江东。在三军团渡江之前，因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平江、浏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从坚持长期战争这方面看，这些同志也还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实际上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