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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宣传调门一再拔高，知识青年们却几乎无不知晓：“结了婚要一辈子当农民”，“也别想再选调了”《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8日。。与农民结合，意味着将终生厮守脚下那一方土地，意味着完全割断与城市生活藕断丝连的联系，一切关于前途的憧憬，以及对招工、招生、返城的企盼也将随之化为齑粉。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为数不少的女知青走上了这条前景并不光明的道路呢？确乎有少数知青（如上举知青典型），她们与农民的结合不是被动的，除了真心实意地把这视为革命的“洗礼”外，也不排除彼此感情契合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农民的本质是淳朴、善良的，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下乡知青，许多农民给予过各种形式的宝贵帮助。有的知青在极端沮丧之余，从农村青年的热情关心帮助中体察到世间温情，进而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可参考毛弟：《苦涩的恋情》，《辉煌的青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塔琳：《她依恋阿拉坦合力》；周兴国：《他说，他不是鹰，是风筝》，《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婚姻的类型（5）

但就多数知青来说，她们走上这条道路是出自被动的选择。究其原因，首先是女知青难堪农村艰苦劳作的重负。著名影星刘晓庆当年曾在贫困的四川宣汉县当过知青，她回忆说：

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我的路》，《文汇月刊》，1983年6期。

刘晓庆企盼的小伙子终究没有出现，现在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当年确有不少女知青，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走上了一条陌生的人生道路。男知青有强健的体格，较强的群体意识，与艰苦环境抗争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女知青都逊色一筹。一些地方知青集体户的破裂直接强化了女知青的困境，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更需要别人的###、友情、关心、帮助。尤其是当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她们很容易为农村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成为婚姻的俘虏许惠英：《18岁的幻灭》；林小仲：《“女俘”》，《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农村女孩子出嫁早，长期在地里与男劳力一样干活的往往就剩下一帮女知青，当她们结婚后，起码免去了农田的沉重劳作。用农民的朴素语言来表达：“过门当了媳妇，用不着沉锤大镢地下坡干活了，安安稳稳地在家过日子。”《青岛日报》，1974年4月17日。这算是付出沉重代价后的一点补偿。

促使女知青走上这条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血统论”的压力。最早一批与农民结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走资派”的子女。不少知识青年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百般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文质：《和农民结婚的知青们》，《传记文学》，1991年1期。。

“###”十年间，封建的“血统论”不仅在城市中跋扈恣肆，同样扫荡于乡间。农村物质生活的贫困、文化教育的落后，社会环境的闭塞，以及千百年小农经济基础酿造出的等级意识和狭隘、愚黯的社会心理，都为“血统论”的飞扬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初，在湖南道县、北京平谷县农村发生的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殃及子孙，乃至襁褓中的婴孩，便是这种劣根性发作时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在几十年里，农村的阶级成分始终具有世袭的性质：贫农的子女就是贫农，地富的子女就是地富，清浊分明，不容混淆。与此同时，农村又是一个父权观念牢不可破的社会，社会关系一向依男性血胤扩展延伸，并为判断每个人出身的高低贵贱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在家庭成分依男性家长而定的传统面前，没有哪个贫农家女儿会傻到嫁给地富家的儿子，因为这会玷污自己的清白，甚至沦为政治上的贱民，但地富家的女儿却可攀援贫下中农的儿子，这种结合通常不会有损后者的良好成分，却能使前者的社会地位大为改观。无论如何，她的子女将继承丈夫的好成分，她的出身耻辱也会因此而淡化。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庭出身有“污点”的女知青在选调无望的情况下要与农民结婚，并且无一例外地要选择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婚姻的类型（6）

一些地方蔓延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