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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比较关注解决已婚青年的实际困难,较少空洞干瘪的政治说教。《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强调了“随着有些下乡知识青年年龄的增长,需要引导他们正确地对待和解决婚姻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指出:鼓励下乡知识青年带头实行晚婚,对改变早婚这种旧的风俗习惯,是个有力的推动。在青年们结婚以后,要教育他们认真搞好计划生育。虽然这篇指导性文章仍兼顾到实行晚婚的必要性,但从1974年起,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显然转向了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
1976年上半年,是极左派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也是知青工作受其影响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国务院知青办对地方部门提出:“###搞拔根,你们就是搞扎根,这就是对着干。”青年在农村“扎根”必须解决婚姻家庭问题,换言之,解决了婚姻家庭问题也就迈出了“扎根”的关键一步。至此,一个本来属于个人私生活范畴的问题被居心叵测地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政治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极左思潮披靡所至,知识青年在农村成家立业的举动得到更积极的支持和大力宣传。
综上所述,“###”期间知青婚姻政策是有明显变化的,前期政策以提倡晚婚为中心,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建设、推进计划生育的需要,以及下乡知识青年普遍生活状况的考虑,应该说还是比较务实的;后期政策转向积极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大批青年步入婚龄的现实需要,不如说是受到极左派领导人政治行为有力牵制的结果。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运动,到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与极左派领导人对国家政治生活变本加厉的干预如影随形的,是知青婚姻的高度政治化,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被不失时宜地贴上“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坚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等蛊惑人心的政治标签,至于这种鼓动会给知青带来怎样的后果显然无人问津。
然而,婚姻政策的转变是一回事,贯彻实施的成效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后者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努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青年本身的意愿。
婚姻率的分析
二婚姻率的分析
下乡青年对待婚姻的态度,除了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外,还受着诸如生存条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年龄大小、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左右。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在下乡的头几年,恋爱婚姻还没有提上日程表。“###”前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成功地塑造了这代青年人清教徒式的恋爱婚姻观。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不少人认为:男女之爱是肮脏的,只有同志和战友的革命情谊才是可宝贵的。对于过早恋爱的知青,大家往往嗤之以鼻。在这种气氛的挤压下,坠入情网的知青往往会产生负疚感,自惭形秽,甚至产生离群索居的念头。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秘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
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环境也助长了禁欲主义的弥漫。在最初几年,知青谈恋爱属于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禁区。舆论认为,知青到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谈情说爱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兵团,将“男女大防”奉为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行为常受到惩办。有的连队自定土政策;掌灯后男女青年接触,必须有“领导”陪同;有的干部专门稽查男女知青幽会,私拆情书,并拿到大会上宣读,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195页;《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或者扣上“侮辱妇女”的罪名。对###的公然践踏,时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为罪不可赦的“叛国犯”,甚至万念俱灰,走上绝路《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2、181—183页。。
相形之下,农村插队青年所处的环境则宽松得多。农村的社队组织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干预机制,况且农村早恋早婚的习俗源远流长,农民对渐染此俗的知青不但不以为异,有的反因后者能入乡随俗增添了几分亲近感。于是,知青中第一批结婚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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