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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培”，沈曾植。“梁髯”，梁鼎芬。“社兄”，社耆，汪洛年，他与沈、梁皆交深，其消息是可靠的。梁鼎芬原准备与黄遵宪同来上海，但考虑到“在鄂可设法”，便没有同行。而在张之洞幕中的邹代钧，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致汪康年信中称：

“《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办法尚不错，惟康居然以抗旨入告，殊属无谓，且交公度查复，尤形鬼蜮。伯严已力言于公度，谓此事必须公允，万不可稍涉偏倚，公度却面允。昨闻子培言，公度到鄂已与南皮商妥，当不至离经也。云系欲公将旧账交与南皮，而南皮转交公度，《昌言报》则仍《时务》之旧，官报则另起炉灶。”

“伯严”，陈三立。黄遵宪在陈三立、张之洞的直接施压下，已经有所退让。七月十八日，武昌收到汪康年电报：

“康电江西藩，请禁登《昌言报》，业已札县示禁。康年。篠。”

七月二十日，武昌再收到汪康年电报：

“现拟与开《汉报》之宗北平商，互列名报端，则馆不能摇，与寻常挂洋牌异。可否？候示。康。啸。”

而武昌方面对此两电的回复，我在“张之洞档案”中没有找到。

黄遵宪离开武昌后，途经南京，与刘坤一会见，于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到达上海。七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发电黄遵宪：

“致上海出使日本黄钦差。报事中外议论纷纭，弟不敢置议。在鄂所谈，作为勿庸议可也。惟《昌言报》，则鄙意以为万不宜禁耳。洞。有。”

此中的“在鄂所谈”，很可能就是前引邹代钧信中所称，由汪“将旧账交与南皮，而南皮转交公度，《昌言报》则仍《时务》之旧，官报则另起炉灶”。此时张之洞有所退让，一方面是梁启超与汪康年在《国闻报》等阵地打起了笔墨官司，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听到黄遵宪另有大用的消息。他不再强调《时务报》“空名归康”；而改为以不禁《昌言报》为对策。而汪康年在上海受到黄遵宪的压力，连连发电武昌。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汪发电称：

“照黄言，报馆所有统行交出，《昌言》如何办法？请电示。康。有。”

二十七日发电称：

“黄意须统行交出，康拟俟彼电奏请旨，或彼备公文着交，即照办，以昭慎重。康。”

二十八日发电称：

“黄至今无公文，亦未将办法开出，昨电均属人传言康。如何办理？请示。康。”

第一份电报可见汪康年的意外，原以为此事会按其意即“空名归官”而了结。第二份电报可见汪的对策，即请黄遵宪先行电奏，奉旨后再交，或请黄下达明确公文，黄自然不会如此办理。第三份电报中，汪又做解释，称黄遵宪的做法是嘱人“传言”给他。张之洞在收到前两份电报、尚未收到第三份电报时，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发电赵凤昌：

“上海赵竹君转汪穰卿。前屡电已详。诸事请自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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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

到了这一时候，张之洞已不想再出面，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很可能也就在此时，他又想到了息事宁人之法，写给梁鼎芬一信：

“再启者，前子培致万木电未发，至今思之，乃大误也。此电稿猝难寻捡，可否即由尊处代拟数语速发为要？要语云：闻《时务报》事，□□与穰卿龃龉，此间曲折，弟未深知，然盍少缓之以存气类乎？曾植。一面电子培，似无妨。”

“万木”，指康有为，其办有“万木草堂”。沈曾植于七月十九日离开武昌，二十三日到长沙。此信当写于沈离开武昌之后。“□□”是原文不清之处，似为梁启超或康有为。张让梁以沈曾植的名义发电给康有为，以能稍稍缓和之。七月二十八日，即张发电汪“诸事请自酌”的当日，黄遵宪亦在上海发电给张：

“宪廿三到沪，承派楚材，感激无已。报事昨奉有电，言鄂议作罢论，惟《昌言报》不能禁等语。敬悉。宪到此，即持刺拜汪，汪未来见。初言将人欠馆款，馆欠人款，概交官报。昨廿六函称：必待南洋公文到日，商酌声复；此馆系集捐而成，捐款诸公皆应与闻，断非康年一人所能擅行等语。汪前刊《告白》，称系己创，改作《昌言》，今又称馆系集捐，己难擅行，似交收尚无定议。遵宪所奉电旨，一曰：是谁创办，查明原委。查此馆开办，宪自捐一千元，复经手捐集一千余元，汪以强学会余款一千余元，合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