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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类的生存而举行的进化战”。事实上，这个理论的恶意推进和在德国得到刻意宣扬教育，成为民众支持希特勒发动二次大战和屠杀犹太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有着进化论科学强劲的掩护，那些今天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种族灭绝理论，在当时才可能振振有辞。在上世纪20年代，在美国进行这样的教育同样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几个还存在种族隔离制的南方州。不能说这样的“科学教育”，和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顽固，就完全没有关系。一个含糊不清的进化论，给种族主义打了一剂强心针。

回首去看，并不是《亨氏普通生物学》的作者特别邪恶，而是达尔文学说盛行的初期，人们确实不知如何将生物和人类既在进化上连贯看待，又严格区分动物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法则。这些复杂问题，包括人的基因遗传的课题，直至今天，还值得探讨和研究。只是今天的人类，又进步了将近百年，懂得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问题了。而当时能够敏锐地指出其中的问题，能够在科学至上、新学科风靡一时的时候，提出潜在的道德问题，却需要勇气。尤其是在美国，冒“反科学”、“反言论自由”之大不违，更是需要加倍之勇气。

第二部分　走路（二）重新审视猴子审判案（4）

四

在法庭上，深知“言论自由”在美国崇高地位的布莱恩，曾经说了一句让人惊心动魄的话：“思想也可以是危险的。”他提到了1年前的一桩刑事案件——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案（The　Leopold　and　Loeb　Trial）。这是他的对手戴洛经手辩护的一个著名刑事案件。

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是芝加哥两个不到20岁的富家子弟，都聪明过人。罗伊伯狂热地崇拜尼采的“超人”学说。　1924年5月21日；　他们无故杀害了一个14岁的邻家孩子，只为了证明他们自己智力高超，能够干成一桩“完美谋杀”而不被侦破。他们在法庭上被定有罪，戴洛律师要以辩护使两名被告免受死刑。戴洛在法庭上辩解说，“谁应该受到指责？大学应该比他受到更多的指责；这个世界的学者们应该比他受到更多指责；这个世界的出版界应该比他受到更多的指责。尊敬的法官，由于大学里教给他的哲学之过错，就把一个19岁的男孩吊死，这很难说是公平的。”戴洛的辩护成功了，也可见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风行的程度。具有嘲讽意义的是，仅仅1年以后，戴洛却又成了“捍卫科学教育”的英雄。

戴洛其实也知道，所谓“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和青少年教育问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案的法庭上，戴洛曾经表示，他支持伊利诺州1年前的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未成年人阅读有犯罪内容的故事，因为阅读这些内容是使他们产生犯罪思想的原因。可见他也并不把限制青少年阅读的范围，看作限制“思想自由”。戴洛在法庭上的立场态度之多变，是一部分追赶新潮的人中间的常见现象。

相反，布莱恩去世的时候，有人评论说，随着他的逝去，“整整一个时代过去了”，因为像他这样全身心地追随道德目标，“把自己的政治行为完全建立在宗教道德之上”的政治家，在现代社会已经非常罕见。这表达了时代和观念的变化。而布莱恩对于这种变化充满忧虑。这也是他关注教育问题，认为教育不能违背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原因之一。戴洛律师，则是一个风格完全相反的人。他是摩登的，带着无神论者对于宗教文化的倨慢。他曾经说，“我只相信人的头脑，我是不会为自己的灵魂担忧的。”

五

那么，布莱恩所主张的，是不是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大原则呢？

布莱恩在他未能发表的结辩演说中解释说，此案与思想自由无关，教师作为个人可以持任何观点，信不信神皆可；此案与言论自由也无关，作为个人他可以在任何议题上发表任何观点。但是，当他以州政府雇员身份出现，就受到一定的约束。布莱恩提到，在1925年6月1日的“俄勒岗判例”（Pierce　et　als。　vs。　Society　of　the　Sisters　of　the　Holy　Names　of　Jesus　and　Mary）中，法院认定州政府对教育有指导权，禁止教授“明显侵犯公众利益”的内容。美国的公共教育事务由地方民众选出来的校董会决定，包括选用什么课本、聘请什么教师，等等，政府有权指导，无权干涉。可是，有一条必须遵守，如美国最高法院在某案判决中指出的，在任何行为“有违公共利益”时，立法机构有权禁止。简单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