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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才极力安慰我。他说他是在我乐岭认识并爱上了我，又在永乐县等待着与我的团聚，这两个带乐字的地方，不正昭示出他的人生注定会其乐融融其乐无穷吗？

王妃说这话的时候，我眼前便浮现出张撰总是荡着笑意的弥勒佛似的圆脸，我想也许是他想通过自己的笑来禅释他的“美无所不在”的理论吧。也许是这样的。他和王妃的爱情尽管以悲剧结束，但却是很美很美的。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认为呢？

陡然响起的广播声使我和王妃同时从往事的遐想中回到现实。广播说那列西行的火车很快便要开出。王妃慌慌张张伸出手与我道别，之后急急匆匆向月台前方奔去。我没有动，静静凝望着她那裹着长羽绒服的俏丽身影，直到这身影在一节车厢的门口消失。接下去便是在电影中已司空见惯的镜头：主人公（王妃）刚刚登上火车，火车便缓缓向前开动。望着巨如蟒蛇般向前蠕动的列车，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一个严重的错失，没有向王妃索要她的联络地址。这意味着这次与王妃分别后再也不会有重逢的机会，想到这里便感到无限的失落与忧伤。尽管我也晓得这意想多少有些没来由。这时渐渐加速的列车已经驶离月台，被车身卷起的风拂起了月台上一层厚厚的积雪，雪尘又立即将整个月台弥漫住，我只觉满眼都是茫茫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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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以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历时三年写成的，中间也做了一些别的事。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这部作品上。现在出版面世，这码事也就算了了，后面的一切也是“该怎样就怎样”了，似没有多余的话要说。评价一部作品不是作者本人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今日读者和批评者的事。因为作者、读者与批评者都难免有着各自的现实局限性，更何况还包括着人们通常所说的话语禁忌，言说有碍，难入其里。那么真正能够评价作品的又是什么呢？我想是历史。在若干年之后，当今日的现实变成了历史，那时审视一部作品就有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就如同一尊被拂去尘埃的塑像显现出其本来面目。有言曰当代不修史，也可延伸至当代不鉴文。尽管这说法很悲观，很无奈。让历史认同这是我一直遵循的创作理念。为历史负责，为历史存真。我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尽情坦陈，也就是所谓的童言无忌罢。如果我的言辞含有虚假、矫作或夸大其辞的成分，那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思想就这么简单，说出来会贻笑大方。

说到历史，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一九五七》是属于现实题材还是属于历史题材？这就牵扯到这两种题材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界定。这一点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分叶，如果现实与历史两种题材也依照这种划分惯例的话，那么将这部《中国一九五七》归于现实是没问题的。然而也不是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著名运动距离今天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似乎已从“现实”遁于历史的烟尘中。另外通常的说法也是将那场运动归为“历史事件”。如此说来将描述那一“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归于历史题材，也没什么不可以。当然说到底这也不是个非得较真的问题，不管归于何方关键还在于作者的写作态度，在于作品的品性与形态。事实上对于这部《中国一九五七》而言，我既是作为现实题材又是作为历史题材来处理的，我的态度是立足现实，面对历史。

有人问你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也没有被劳改管教过，怎么却要写一本反右的书并且将全部背景放在监狱和劳改场所里。我清楚问的人并非不晓得小说不等同于自传体文学，小说可以从“非我”处获取素材，可以虚构，这个都懂。我想问这话的人之疑诘肯定不在这里，而是明了对于一个极其特殊的题材而言，非经历写作是相当困难的。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也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那场古里古怪连当事人今天想想还仍然发懵的运动以及不置身其中便无从体察的劳改生涯，作为写作题材确实是特殊的。没有亲身经历而进行写作十分困难。需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进行对他们而言并不具特殊性的题材的写作将又会怎样？自然要便当得多。一切（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都在记忆之中，用时可以像从银行提款那般呼之即出招之即来。

写作能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真是福气多多，轻松自在（对写作过程而言），且容易将作品写得真切感人，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也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人家本身就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