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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没有多想，母亲自己也没把它当回事，以为是一般的胃病，疼起来就喝一碗糖开水，吞两片镇静剂什么的。疼过后就忘了，照常去上班。听说母亲开始是在省机关工作的，嫁给父亲后才调到这单位，却不在总部，在另外一个处，有十几里路远，一天骑自行车来回两趟，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饭洗衣，十几年如一日的。说真的，在我印象里我们这个家从来是母亲一个人支撑着的，父亲对家里的事情从来是不管不顾的。你知道，家属院区离红墙顶多就是四五里路，走路也就是半个钟头，但父亲总是很少回家来，一个月顶多回来一次，而且总是晚上回来第二天早上就走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父亲很久没回来的一个晚上，当时我们都在饭厅吃饭，母亲的耳朵像长了眼睛似的，父亲还在屋子外头几十米远呢，我们什么都没觉察到，母亲却灵敏地听见了，对我们说：你们爸爸回来了。说着放下碗筷，进了厨房，去准备迎接父亲了。我们以为是母亲想爸爸想多了，出现了什么幻觉，但等母亲端着洗脸水从厨房里出来时，果然听到了父亲走来的沉重的脚步声……

在家里，父亲总是默默无言，冷脸冷色的，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父亲。他从来不会坐下来和我们谈什么，他对我们说什么总是命令式的，言简意赅、不容置疑的。所以，家里只要有了父亲，空气就会紧张起来，我们变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的，惟恐冒犯了父亲。只要我们惹了父亲，让他动气了，发火了，母亲就会跟着训斥我们。在我们与父亲之间，母亲从来都站在父亲一边，你说怪不怪？我可以说，作为丈夫，父亲比世上所有男人都要幸福，都要得到的多。母亲的整个生命都是父亲的，就像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红墙里一样，母亲则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父亲，献给了她的迷醉在红墙里的丈夫！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出逻辑的理解，你比方说母亲，她似乎天生是属于父亲的，然而母亲嫁给父亲既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被爱，而仅仅是“革命的需要”。母亲说，以前父亲他们单位的人，找对象都是由组织出面找的，对方必须经过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现实的、历史的等等审查①。母亲嫁给父亲就是组织安排的，当时母亲才22岁，父亲却已经30多了。母亲还说，她结婚前仅仅和父亲见过一次面，而且还没说上两句话。我可以想像父亲当时会多么窘迫，他也许连抬头看一眼母亲也不敢。这是一个走出红墙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来自生活、来自人间，而是来自蒸馏器、来自世外、来自隐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红墙，放在正常的生活里，放在阳光下，就如水里的鱼上了岸，会如何尴尬和狼狈，我们是可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母亲便和父亲结婚了。母亲是相信组织的，比相信自己父母亲还要相信。听说当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亲嫁给父亲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个老红军，自小是个孤儿，14岁参加革命，是党把他培养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生。他不但自己从心底里感谢党，还要求子女跟他一样，把党和组织看得比父母还亲。所以，母亲从小就特别信任组织，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地好，她相信；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了不起，她也相信。总之，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说，嫁给父亲，母亲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我这样说母亲听见了是要生气的，那么好吧，我不说。

母亲的肚子疼，到了5月份（1982年）已经十分严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虚汗直冒的。那时阿兵正在外地上大学，我呢刚好在乡下搞锻炼，虽然不远，就在邻县，来回不足100公里，但是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趟，第二天就走，对母亲的病情缺乏了解。父亲就更不可能了解了，不要说母亲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有病他也不知道，何况母亲还要对他隐瞒呢。你看看，母亲关心我们一辈子，可是她要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全都失职了。而母亲自己，忙于顾念这个家，顾念我们三个，忙里忙外的，哪有时间关心自己？她的心中装我们装得太重太满了，满得已经无法装下她自己。这个从小在老红军身边长大的人，从小把党和组织看得比亲生父母还要亲的人，我的母亲，她让我们饱尝父母之爱，人间之爱，却从来没有爱过自己。呵，母亲，你是怎样地疲倦于我们这个不正常的家！你重病在身却硬是瞒着我们，跟我们撒谎；你生了病，内心就像做了一件对不起我们的错事一样的歉疚。呵，母亲，现在我知道了，你和父亲其实是一种人，你们都是一种不要自己的人，你们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让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