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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李燕娥同志”＇

宋庆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李燕娥的病而在精神上蒙上一层阴影。李燕娥（宋亲切地称为“李姐”）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帮忙料理家务，在一起生活了53年，如同亲人。李姐经常住在上海，宋庆龄在上海居住时她照料未的生活，来在北京居住时她照看房子和孙中山的衣物——经常翻晒这些衣物是她的任务之一。1979年因李姐患子宫癌，宋庆龄把她带到北京，请最好的医生治疗，有时住院、有时住在家里。经X光诊断后动手术，发现已无法切除。宋庆龄在各种公私事务之外还要强抑自己的凄婉哀伤之情，不顾疲劳地去安慰她，使她减轻一些临终前的痛苦。这样做的困难是李姐没有文化、缺乏知识，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病倒，也很难向她说明白。有好几个月，宋庆龄在私人通讯中几乎每次总要提到“亲爱的李姐”和为她的病而伤心。宋庆龄答应李姐，她们将来一定要葬在一起，使李姐得到最后的安慰。李姐于1981年2月病故，宋庆龄送的花圈上写着“悼念李燕娥同志”，表示对李姐不只是私人的情分，而是革命战友的情谊。确实，李姐从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开始，一生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受利诱，以宋的好恶是非为她的好恶是非，以宋的敌友为她的敌友。而“同志”这个称呼一直是宋庆龄所最珍视的。1981年3月下旬，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去看望卧病的宋庆龄。邓回忆说，“在谈话过程中，你明确阻止我，不要再称呼你副委员长。我说，‘称你庆龄同志好吗？’你内心掀起了喜悦，含笑频频点头同意。”①

①邓颖超着《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载《宋庆龄纪念集》，第57—62页。

不管她是否知道她最后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她对待死的态度是很冷静的，并有意识地、细致地做了一些准备。这可以从她对李姐遗体火化及骨灰安葬（以及以后她自己的安葬）的嘱咐中可以看到。（她甚至于画了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①

①见宋庆龄给私人秘书杜达周的书面指示，手迹载《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45。宋曾对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沈粹缜（邹韬奋夫人）作过类似内容的口头指示。

＇最后的题字和讲演＇

她最后一次写东西是在去世前两星期。在他人扶助下，她艰难地走到写字台旁坐下，用颤抖的手，为她的老战友、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1895—1944）的一本集子题写了书名《韬奋手迹》。

在这最后题字之前4天，即5月8日，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出席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这所大学的校长和他的同事们是专程远道而来授予学位的——这是这所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宋庆龄当时病重体衰，许多人劝她就在家里接受学位，但她坚持要去人民大会堂亲自参加授赠仪式，否则她认为就是对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不尊敬。她坐在轮椅里，在仪式上还发表了精神饱满的讲话，从过去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援助谈到目前两国的新的友好关系。

这就是宋庆龄的责任感。

＇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

她的病情在5月14日晚严重恶化，突发寒战高热，伴有严重心力衰竭，经竭力抢救治疗，她的生命延续了一些日子，不过常处于昏迷状态，只短时清醒。在这些清醒的时刻，她得知并接受了给她的最后荣誉——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她早就要求的）和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以她的谦逊，这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获得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决定代表着人们发自内心的、最恰当的对这位女性的敬意：她象征着中国革命的过去和现在，象征着中国革命对民族最优秀儿女的吸引力，象征著作为它当前目标的现代化，象征着它同外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的联系以及它的最后的社会目标。

5月15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她病情突然恶化后的次日早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和彭真去看望她，说明要向中央报告她的入党宿愿，她轻声答复“好”。①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还建议人大常委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荣誉称号。廖承志和宋任穷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她说：“谢谢同志们”。16日，邓小平到寓所探望并致祝贺。

①参见邓颖超文，同注54。

廖承志后来回忆说①，他在5月20日曾同“叔婆”（他和姐姐廖梦醒从小这样尊称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