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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是她为《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而作的。①她在文章中回顾了《中国建设》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历史。她写道，当时中国人民正进行“争取民族生存的尖锐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反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斗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正在为民族的复兴开辟道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文明”，而中国国民党则“妄图实现其摧毁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根据地的梦想……对日本侵略者作战则采取消极态度”。“这就是那些年代里中国局势的真实情况”，她继续写道，“然而，这种情况是决不允许向世界各国透露的，国民党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实行严密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保卫中国同盟……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我们把报道实际情况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①《中国建设》，1962年第1期。载《宋庆龄选集》，第451—454页。

1949年后出现了一种新的重要的真实情况；

“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我们……在为我们自己建设新的生活。斗争依然是艰巨的；……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是……繁荣富强的未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正在成为现实”。

正是这一真实情况，《中国建设》要承担起宣传和保卫的责任，反对国内或海外任何企图加以抹杀或逆转的尝试。同时，它“坚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对那些业已取得或者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给以完全的同情和支持。”

这样一本刊物，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位参加创办工作的老人回忆道——“却不能获准在美国发行。美国政府把《中国建设》列入不准进口的出版物之列，并训令邮局和海关官员，该刊一经发现，即予销毁。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局还规定，任何订阅或购买《中国建设》的人，均须进行登记。”①直到70年代初，尼克松应毛泽东之邀访华、中美关系有了突破之后，《中国建设》才能正常地进入美国。

①陈翰笙着《草创、艰辛成长和发展前景》，《中国建设》英文版1982年第1期（创刊30周年纪念专号）。

宋庆龄关于新闻工作的观点——好的新闻工作应该既有真理性、又有战斗性——在1959年她给老朋友、老记者文森特·希恩的夫人的一封信①中，说得很明白：

①宋庆龄致黛安娜·福布斯—罗伯逊·希恩，1959年12月2日。

“……关于报道中国的问题……像报道任何事物一样，这是（作者的）立场和观点的问题。不是任何事情都黑白分明——这是确实的。但在观察中……在概括时，人们必须有一种选择。”

换句话说，必须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她引用中国当代伟大作家、她的战友鲁迅作为范例。在他的晚年，尽管他有文学的天才，他的作品只能在当时受迫害的左翼圈子里出版和流传，因为他不在原则问题上作丝毫的修正和妥协——如果他愿意，本来他是大可以这样做的。

“……有时有人以为对若干不同观点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是为读者着想，实际上却只能使读者思想混乱。”

宋庆龄说，她有一个西方的作家朋友，大概为了想使她能顺利地获得更多的读者，“把我描写成一个基督教徒一改良主义者，但我并不是这样的人……（这）对我或对中国都既不忠实、也非友好。”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妥协态度会将人引向何处。”她在信中还对另一位作家朋友表示担心，怕这个朋友“骑在墙上下不来了”。

她自己“不是骑墙派”，这是她在另外地方公开宣布过的。她也不喜欢她的朋友采取这种态度。这不是狭隘——没有人比她更善于在观点截然不同的人们之间寻找哪怕是最微小的共同点。但在她看来，绝不应为了一时的相安无事而把基本的现实情况掩饰起来。从长远说来，即使为了广泛的团结，把话说清楚也要比含糊其辞好得多。

稍早一些时候，她曾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过她的见解：

“现代收集和传布新闻的设备有了高度发展，但是人们往往也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浩如烟海的新闻，而不致给埋在里面，忽略了以前的一切……人类坚持不懈地谋求一个没有苦难的社会和世界……但是人类的前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它趑趄、停顿，甚至挫折……不过，人类的发展遵循着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从低级的形式前进到高级的形式，从剥削制度前进到没有剥削的制度……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