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部分(第1/4 页)
'中苏友好'
中苏友好是宋庆龄一直致力的事业。在两国执政党之间的联结纽带之外,她象征着由孙中山和列宁所缔造的中国反帝民主革命同苏联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整整一代的中苏人民都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她始终维护这一联系。在全国性的中苏友好协会在1949年成立时,她任副会长(刘少奇任会长),1954年后任会长。
多年以来,许许多多苏联代表团——官方的或文化界的——几乎都要去拜会她、向她致敬,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
1951年,她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这项奖金的委员会派了两位著名作家——苏联的爱伦堡和智利的聂鲁达于1951年9月到北京来授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典礼,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许多人士出席,郭沫若主持。举行的日期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九·一八”纪念日——2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强占中国的东北,开始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但随着历史的迅速发展,现在的形势已完全不同了。宋庆龄在受奖后的答词①中反映了这一巨大的变化,并像她惯常做的那样,既回顾又前瞻:
①《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授奖典礼上的答词》(1951年9且18日),《为新中国奋斗》,第303—308页。
“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中国人民……曾经看见他们自己的和他们邻邦的土地不止一次被战争所蹂躏。我是以这样一个民族的一分子来接受这个奖金的……他们已经尝到解放的欢欣、全国的统一,以及史无前例的和平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
她在谈到中国人民需要并希望得到“一个长久的世界和平的环境”来进行建设之后指出,由于美国在朝鲜进行战争并迫近中国边界,和平正遇到威胁。
“由于我们衷心需要和平,我们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具有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勇气……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充分表现出……我们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时的刚毅坚定、力量无穷,表现出当我们领土遭受威胁时的同仇敌汽,随时抗击。”
她接着赞扬中苏友谊,谴责美国自以为有权在全世界发号施令,却到处遭到抵制。她指出,许多事实证明,“美国人民正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是要求和平的”,他们“急切希望朝鲜战事的结束”。
她最后说;
“斯大林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民把保卫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我们依旧可以避免这可怕的危险……我们必须把这个真理化为行动。我们必须不分政治、民族和宗教信仰,组织对世界和平共处的信念的广泛的赞助。如果全世界的普通男女……团结一致,要求用诚意的谈判来代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间的纷争,那末我们就不会有战争。”
她对于获得这一崇高荣誉是很激动的。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她在场面很大的官式场合发表讲话时,外表虽然平静,内心却是非常紧张的,事后总想要通过一些随意的私下交流来轻松一下。她在这次典礼之后给本书作者妻子邱茉莉的信上说,“我当时感到有点神经质,不知所措。但当这场艰苦的历程结束、别人接着讲话的时候,我就在人群里用目光寻找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在左边那几排里,我看到了你的美丽的面庞和艾培(对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昵称)容光焕发的微笑——这就足够使我完全安定下来了。”①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1年9月28日。
这笔奖金是10万卢布。她签收后立即在汇款单的背面批示:“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①
①奖金是由苏联外贸银行于1951年9月5日开出的一张支票支付的。宋庆龄在支票背面上端用俄文签名,下面直行书写批示并再用中文签名。影印件载《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123页。
50年代后期,她两次访苏。从1949年到1960年的11年中,每逢苏联十月革命节和其他重要节日(包括《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签订后的周年纪念日),她都要拍发贺电,电文在两国报纸上都广为刊载。从1949年到1965年,她还写了五十多篇文章。阐述两国友好的传统和意义。
她的努力使中苏友好的旗帜继续飘扬。事实上,在中苏保持友好亲密关系的时候(从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以及两国漫长的边界来看,这无疑对双方都有利),某些紧张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存在。当时仍使双方不快的一点是:在1949年初苏联既不赞成人民解放军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