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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孙中山的一句话：‘行易知难’。我所看到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会‘行’的。我也看到，只须具备技术知识，我们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是会‘知’的。是的，我们对于人和自然的胜利是光荣的。但是其他景象又告诉我这些胜利必须增加，并且不断地增加。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农村里的人民，是穷苦的。我们需要住屋。我们需要医药照料和卫生设备。我们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种种设备，我们的人民需要无数的东西。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在乡村里看不到希望，相反的，在老解放区的农民，看来要比新解放区的健康得多。他们有够穿的衣服，而且穿得很清洁。许多现象都说明，他们的生活比较舒服……这些人已经走上了进步之路。……我们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走上这进步之路。……假如把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我们可以向前推进得很快。各阶层的人必须联合起来向我们的革命目标奋斗前进，这是唯一向前进步的道路。”①

①杨小佛1986年春在上海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京。她的到达不止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这一汇合典型地体现在到车站去迎接她的重要人物的队列中。他们之中有：

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党最重耍的执行人和外交代表周恩来；

老共产党员林伯渠和董必武，他们早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就是他的追随者，后来帮助建立了20年代的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

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遇刺殉难的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诗人、散文家柳亚子，两人都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在风暴频仍的几十年中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都是宋庆龄的同志；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任领导人李济深，他曾是国民党重要将领，1927年站在反动派一边，但现在赞同实行新的革命团结，并接受了历史的判决——这一统一战线只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已有74岁高龄的法学家沈钧儒，他的个子不高、长髯飘拂，学识高深而精神坚强；

作家和学者郭沫若，在1926—1927年北伐军中曾任宣传科长，他代表左派知识分子；

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现任中共青年组织的领导人，是在革命的两代人间非常合适的联结纽带；

最后，还有一群幼童捧着鲜花来欢迎她。他们来自“洛杉矶”保育院（抗战时期设于延安，收容战争孤儿，由美国洛杉矶华侨响应宋庆龄号召捐款建立）。宋庆龄一贯关怀最新的一代——它代表着未来。

这一精心的安排富于戏剧性，却又非常符合历史的发展。

9月间，宋庆龄同周恩来、李济深及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冯玉祥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如果冯玉祥不是一年前在由美经苏回国途中在黑海船上的一次火警中遇难，那末他此时一定也是在政治场合中的显赫人物。他同李济深一样，在辛亥革命和1924一1927年大革命中起过一定作用，但后来加入了右翼阵营，试图消灭左派。不过，在以后长期的民族危机中，他从经验中终于认识到团结应该压倒一切，并且历史已经证明，共产党必须成为团结的核心。冯的遗孀李德全后任新中国的卫生部长。

这些人所得到的荣誉和地位显示，国民党方面的其他人如果愿意同新中国共命运，欢迎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后来果然有不少人这样做了，其中有的在1949年曾被宣布为战犯，但一旦改变了立场，“帽子”就被摘去了。

到京的第9天，她同周恩来等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她在会上的讲话中回忆孙中山：

“二十四年前，孙中山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二十四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终于在今天实现了。这一次不会再倒退了……

“中苏友谊和大西洋公约，以及所谓太平洋同盟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基础上的。……中苏友谊……意味着建设与互助，这样来医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留下的创伤，建立人民经济。中苏两国在战争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