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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邓演达一样，邓中夏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在1933年9月被枪决，年仅39岁。

邓中夏之死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加过同孙中山的谈判，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1925年期间，参加领导中国最著名的铁路工人和海员大罢工。1927年后他帮助老朋友毛泽东在农村地区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如果不是牺牲得这样早，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下保护革命者是很危险的。很快，民权保障同盟本身就成了打击的目标。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法租界距宋庆龄寓所不远的街上被蒋介石的“蓝衣社”分子所暗杀。杨有学者风度，又有无畏精神。他早在1912年就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总统府秘书处任职，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口国后在南京任教。1925年孙中山灵梓迁葬南京，他是丧事筹备处总干事。遇刺时，他是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遇刺的地点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之间，①和他同行的儿子小佛腿部也中弹。他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自由主义者，国民党的老党员，学术上很杰出，是安装技术专家。但这一切都未能使蒋的蓝衣社刺客们发善心。

①杨杏佛之子杨小佛1985年在上海与本书作者会晤时曾对出事经过作了详细叙述。

杨的遇害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的打击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一句话中表达出来——“邓演达之死使她失去左臂，杨杏佛遇害使她失去右膀”。①

①同上注。

这位瘦高个子、口衔烟斗、充满活力、沉静而勇敢的人早就接到过许多恐吓信，如果他不解散民权保障同盟、不停止“干预”反动派的乱捕滥抓，就会被置于死地。但他没有被吓倒，因此反动派就决定对他实行暗杀，借此不仅可以摧毁民权保障同盟，并且警告宋庆龄，她将成为下一个目标。为了加强这一警告，还给她寄去了“经典性的”象征物——一颗子弹。

她的回答是发表声明，给以有力回击：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杏佛）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①

①载《宋庆龄选集》，第79页。

她在毫无防卫的情况下亲往参加杨杏佛的丧礼，一方面是表示对敌人的蔑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孙夫人”在场，丧礼可以得到一定保障。当记者问到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务时，她说，“当然继续进行”。但其后不久，同盟被迫解散，因为杨铨的遇害不仅使一些人感到恐惧，也说明了应采取另外的方式继续斗争，而不是使同盟的领袖和积极分子遭受同总干事一样的命运。

在同盟存在的半年时间内，它所完成的业绩是很多的。除上面已记述者外，它还曾派出工作组去北京，成功地救出了因抗日爱国活动而被国的人士，其中有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积极分子许德来，还有不到20岁的中学生。许获释后立即加入同盟北平分会。

老新闻工作者刘尊棋是这些获释者之一。他的回忆录叙述了这次营救活动是怎样开始的，从中反映出宋庆龄的品格和行动的迅速。①

①刘尊棋着《庆龄同志，感谢你的救援！》，戴《人民日报》，北京，1981年6月4日。刘以后曾任多家报纸的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重庆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建国后在50年代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80年代任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有20年他因受极“左”路线之害，不是坐牢，就是被剥夺正常的工作权利。在彻底平反后，他除上述职位外还任全国政协常委。

在狱中，从偷送进来的报纸上，刘尊棋看到了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以及上海英文《中国网》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