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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4月22日，她联署了一个给全国各地的通电，尖锐谴责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在这封通电上签名的还有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以及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他们在通电中指出，“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反共”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①武汉及由武汉政府领导的地区开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群众运动，要求深化革命，作为对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①文森特·希恩在《个人的经历》中说，李大钊有一位女儿同时被捕后也被杀害。本书作者最近从李大钊外孙女贾凯林处欣慰地获悉，这是讹传。贾在1992年3月5日的信中说，李的夫人赵纫兰和长女星华（贾的母亲，时年16岁）、次女炎华（时年12岁）均在1927年4月5日与李同时被捕，但在4月28日下午获释回家。次日阅报始知李已于28日上午遇害。

尽管普通民众极为愤怒，一些以“左派”闻名的国民党政客也发出特别愤怒的声音，但他们中已有人在开始谋划“退路”。他们想更多地依靠那些还在他们的旗号下的职业军官，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来自蒋介石和群众运动这两个方面的可能伤害。对于工农群众迄今为止对北伐的支援以及把革命推向全国的要求，他们是满意的。但对于群众的社会要求、他们有一种出于阶级本性的恐惧，因为他们和他们部下的军官都有许多亲属是地主或工厂主，而农民要分地主的地，工人要厂主大大提高低得可怜的工资，这是同他们的利益有抵触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忠实信徒的宋庆龄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风暴的中心。在武汉和南京两者之间，她坚定地站在武汉一边。在武汉那些图谋私利的动摇分子和劳动人民两者之间，她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国民党内各派的政客和军人都竭力要拉孙中山这面大旗来装裹自己。因此，如果宋庆龄反对或揭露他们，他们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对她造荡中伤，或施加威胁，或——如果可能的话——把她争取过去。

对她的攻击和造谣——政治的和个人的——真是无奇不有：但对年轻的孙夫人来说，对她掷去的污泥再多，也不可能把她抹黑。

尽管她的外表看去柔弱，想要用命令（蒋介石确实对她下过一道命令）或劝说（即使来自她的家人）使她改变立场，却是办不到的。对她的弟弟宋子文，两边也都在拉他。他犹豫不决，干脆丢下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职责，溜到上海，住进莫里哀路宋庆龄寓所。她试图说服他返回武汉；但他正倒向蒋介石，反而想要她也来上海，最后归顺——至少不要妨碍——蒋政权。她的妹妹美龄（未来的蒋夫人）从上海赶到武汉，一时报章盛传她将使庆龄回心转意，同返上海）。“很明显，她是来把孙夫人带回去的——把上海报纸上由主观臆测而来的谣传变成事实。但她在武汉没有果多久，就一个人回到上海。”这是一位目击者的回忆。①庆龄所挚爱的母亲也来劝说，但同样无济于事。宋庆龄长期以来一贯的特点——对公众的责任感大于家庭私情——丝毫没有改变。

①中文引文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166页。

关于她的家人，据有人记述，她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最看重的是安全，蒋比我能给他们更多的安全。”①但这不是她的价值观。

①陈思兰《历史的注脚）（英文），第82页。关于宋子文的动摇，尼希恩《个人的经历》（英文）。

因此，不论是威胁还是引诱，都不能使她做出违背原则或良心的事来。（她常常用“良心”＇Conscience＇这个词，可能是所受基督教教养留下的习惯，但以后主要的含义是指政治上的正直。）

（三）外国记者笔下的孙夫人：一位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文雅妇女

有两位当代美国记者记述了在1927年5—6月间（即武汉政府时期）她的言行和立场，为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位是合众社的兰德尔·古尔德，另一位是作家文森特·希恩，当时在“北美报业联盟”工作。

下面先引用古尔德所发电讯中的几段。①这是一篇对宋庆龄的访问记。她明确表示，继续支持处于包围之中的武汉政府（她是这个政府的成员），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她还驳斥了后者对她的造谣和攻击——这位记者根据自己的观察也对之作了反驳：

①见上引陈思兰书。

“‘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