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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好谈论而无著作，关于他的人格和学说，主要见于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色诺芬尼的《回忆录》。——译者

李大钊与孙中山讨论了国民党如何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第三国际提出来的，孙曾与外国的共产党人谈过，但还没有与中共领导人谈过。）李虽然比孙年轻20多岁，但很快赢得了孙的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道，孙同李的谈话常常一直谈到吃饭的时候，就临时留他在家便饭，饭后又继续谈很长时间。

如果说孙一越飞的谈话在国际上有重要性，那么孙一李的谈话在国内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因为他们谈到中国本身的社会阶级、革命力量和各种思路。

在孙中山的书房里，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份同时参加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人——这种做法后来变得很普通了。李的介绍人是一个资深的国民党员张继（他一点也不左）。

此后，还有许多共产党人来会晤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重要人物，有时来的人多了，屋子里容纳不下，他们就到屋前草坪上谈话。

宋庆龄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选寄了一本。这是他在1927年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送上绞刑架之前所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这位杰出的学者和革命家牺牲时才38岁。同李一样，瞿秋白是在1935年由蒋介石下令杀害的。张太雷则是1927年在国民党右翼镇压著名的“广州公社”时战死的。

到莫里哀路孙宅书房里去的不止是政治领袖人物。有一篇回忆录说，1923年孙中山在这里会见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四个“热血青年”。他们汇报了北大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委派他们的小爪牙、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当教育总长，这是“侮辱教育界”。孙劝告他们要把眼光看到这个可恶的总长的主子——军阀，以及这个主子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

他们谈话时，庆龄也在场。她“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现，而是在一旁娴静地谛听着孙先生同我们的谈话，然后熟练地用打字机打下来。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第一次见到有这样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使我们肃然起敬。”

孙永远是一个组织者，他告诉学生们会环龙路44号（孙氏夫妇旧居）的国民党机关，履行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篇回忆录的作者说，“这对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①

①孙中山两信的日期分别是1922年8月27日和同年12月20日，发自上海莫里哀路寓所。信都是用英文写的，文字流利，可能经过宋庆龄的校核。两信的英文打字文本是最近在中国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发现的。这不是两国党内的信件，不可能通过中共代

孙中山在1923年2月中旬再度离沪赴穗，庆龄约在3个月后才去。军阀陈炯明曾逐出孙中山，现在轮到他自已被华南其他省份的将军们所驱逐了。后者虽然只贪这个富庶城市的税收，但需要借重孙中山的声望来为自己镀层金，所以特地请孙中山回来，并且毫不吝惜地给他奉上了“大元帅”的称号，因为他自己手下并没有军队，所以不用担心。

但使他们大起恐慌的是，孙到广州不久就号召解散所有“编余军队”（化兵为工）、禁赌、整顿官员作风——这些都是不堪骚扰的市民们所希望做的事情。接着他组成了1917年以来在广州成立的第三个政府，它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与北方军阀“武力统一”的企图针锋相对，他还提议全国实行裁军）。

这引来了几起搞军事政变的图谋，原来请孙中山南下的那些人，现在又来反对他了。这并不出于意外，因为那些将军和政客们得到权力、赌税、贿赂和其他不义之财，靠的就是他们手下的军队。此外，还有一些下级士兵因为缺饷或不愿交出掳掠的民间财物而起来闹事。所有这些捣乱的活动——上层的或下层的、偶发的或有组织的——都被孙中山用各种办法（在敌对派系间搞平衡、劝说、运用策略）压服或平息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学生们要求进步的游行示威，他不但不制止，还加以鼓励。

在政治上，在国民党内部，孙中山努力获得对他的新方针——联俄、联共——的支持。在共产党人中间，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也存在着疑虑。这些疑虑到1923年6月12—20日中共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就消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