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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看，中产阶层对于自己社交圈的组成结构也有较高的要求。一般说来，他们并不乐意与阶层较低的社会成员来往。访谈对象B5在访谈时谈到了她选择社交对象的标准：“选择知心朋友首先要互相喜欢。但同时也非常在意其社会地位，如家庭、教育、收入。朋友之间除非是特别优秀的人，否则他的家庭和教育如果特别不好，他在有些问题上的见识会非常短，也不可能谈到一起去。”北京的访谈对象B3说：“那些在社交圈中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比如收入较少的同学，当然，这些收入少的同学与收入多的同学相差也不是太悬殊）通常会回避较为频繁的社交活动。其中，那些性格比较外向的人还是会被圈子所接纳，那些性格较为内向的人通常比较拘谨。他们很少会主动组织或者积极参与聚会，他们更多地会表现得较为消极，经常在一边听大家聊天。他们的自尊心比较容易受到伤害，不能随意为他们支付钱。有的哥们儿下岗了，聚会时也没有什么心情，情绪低落，渐渐地就不会在一块聚了。”　深圳的访谈对象Z8说他平时逛街喜欢与同事一起逛。原因是大家爱好都差不多。他说：“我们大概都是在花强北逛逛，大家经济上、观念上也都差不多。如果两个人的收入差很多，那可能会出去几次后，就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差异太大就不行，同样的钱，两个人对钱理解就不一样。两个人花钱的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才会一起去逛街。”也就是说，某些中产阶层在选择社交圈时不但特别注意性格和兴趣上的默契，他们也很注重而且不得不（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注重对方的社会地位，一般不与比自己知识水平和经济收入差的人密切交往。

在访谈中还发现，受访的中产阶层与社会上层有一定的交往，但这种交往比较多地停留在应酬的层面。他们的多数真正的朋友，也就是最亲密的社交圈，往往跟他们是一个阶层的。武汉的访谈对象W10在谈到最知心的朋友时指出：“这些朋友主要是一些可以谈精神性的、政治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的人。这样的朋友主要是大学的同学。”上海的访谈对象S7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他说，上海有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会，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把通知发给他们。去年他去过一次，吃顿饭，每个人交250块钱。香港同学去得很多，有五六十个，都在上海做生意。开始有大陆的学生去，后来就越来越少，他自己去过一次就不去了。他之所以不去参加聚会，根据他的观点是因为圈子不同，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学校里的事叙叙旧就行了，老叙就没意思了。主要是行业不同，他们收入比较高，经常在上海图书馆附近的网球场打网球，都要自己付费，有时请大家打高尔夫球。他们在这种场合交流信息，像西方的商人阶层一样。我们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所以后来就不大去了。”

中产阶层常常知道培养优秀社交圈的重要性。他们希望通过继续深造等方式提高自身社交圈的质量。有许多受访者都指出他们要通过读MBA、EMBA的方式，一方面提高自身的学历，另一方面是获得社会资源的一种好的方法。在北大读EMBA的访谈对象B11是这样评价他所在的学习平台的：“它是个非常好的平台，确实非常好的平台，并且整个这个团体，我认为是中国的精英团体，至少除了我以外。确实我能从那个团体里体会到很多东西。至少，我能琢磨出点东西来，能开阔眼界，拓展你的视野。你看问题的角度啊，你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啊，都会有一些你平时悟不出来的东西。”

中产阶层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这就决定了其社会资本构成的复杂性，其社会资本很少以首属群体交往所形成的资源为主。在访谈中，很少有受访的中产阶层提及家庭或家族的资源对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社会关系往往是大学同学、客户、经过多种关系认识的朋友。社会资本结构的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与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某些实地研究就有所不同。刘林平对深圳市平江村实地研究指出，当地以汽车运输业为主的居民（属于蓝领阶层）是以家庭和家庭网络为首要与重要社会资本的。以个体的核心小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借助于家庭亲族网络的力量而求生存与发展，是平江人的基本生存之道。即使要拓展家庭亲族的社会资本，也通常是通过同乡（包括小学和中学同学）和邻居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平江的社会资本基本上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的来源比较单一。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316～328页。由上述对比可以明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