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部分(第4/4 页)

　New　Middle　Class”；　Cf�　Vidich，op�cit�；　pp�55～86�由于他们深深体会到等级差别的必要性——等级差别使他们与社会较低等级的阶级拉开了距离，这对确立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从而导致他们希望“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应该敞开”。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I，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81页。这一距离的保持，如马克斯·韦伯在《阶级、身份地位与权力》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仅仅从资本、财富与收入本身的差异上并不足以作为区分，这种差异常常外化为各阶级互相区别的生活方式。亦即是说，在某一特定收入水平内，由于消费选择的不同，同一收入等级内的人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亦如凡勃伦所说，作为金钱力量的证明，对财物的特殊化消费，具有一种礼仪的性质，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常只有有闲阶级才能无限制地消费财物，尤其是一些高级的财物。有闲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使得其生活方式与价值标准，成为社会中博得荣誉的准则。遵守并接近这些标准，也就成了等级较低的一切阶级的义务。凡勃伦，同前引书，第53～65页。对自身地位的敏感，促使中产阶层在成功逃离了无产者状态——他们的过去——后，渴望进入资产者——他们的未来——行列，因而，与其他各阶级相比，那些处于上升过程的中产阶层，更加乐于将上层的习俗与生活方式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努力突出自己与上层阶级相近的趣味，强调与较低等级阶层趣味的区别，从而形成中产阶层的“品味”或者“格调”。Bourdieu，op�cit�；　p�333�这些无不说明了对上层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新中产阶层一大特征的原因所在。

现有的对中产阶层的研究表明，在其崛起过程中，对文化身份的确认已经成为各国中产阶层成长的一个必然过程。19世纪英国中产阶层对城市文化的构建与追求，正反映了上升过程中地位得到巩固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