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2/4 页)

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又委托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多尔吉赫、中央委员会经济工作书记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经济领域出现的局势，并就经济改革提出建议。在两年时间内，我们就这一问题开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学者、专家、生产一线的工作者，并成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作报告的基础。再以后，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苏联政府始终紧张地进行着制订经济改革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工作。

为了让经济取得“喘息”机会，需要解决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如果对问题的根本加以审视就会发现，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与生产手段和劳动成果越来越明显的相离异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劳动者对劳动负责、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的动因明显不足。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发展前景的问题。正如所知，我国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的特征。考虑到学者们的意见和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在国家手中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在制订方案时，我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要想逐步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过渡纲领的制定者面前还存在着不少复杂的问题：要为我国实现深刻的、内容极其广泛的科技革命创造一切必要条件，要改革价格形成的体制，要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用品生产的比例关系，扩大生活用品的生产等等。

总之，在回应时代呼唤的同时，苏联政府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于1989年制订了一个方案，把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同在各个管理层面上审慎行动结合起来。我们在走向市场的同时首先力图稳定社会经济局势，然后再向前进，走向一个更加发达的商品—货币体系。

经济：“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

有的人号召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立刻全面投入市场经济的旋涡，并且举历史为例说，欧洲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实行的也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但他们却一往无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场经济。这倒是不错。不过他们具有长期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只是由于战争，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五六年而已。他们即使投身进去也不会被淹没。此外，我还要说，他们在战后根本就没有排斥国家计划因素，而且现在也不排斥，而我们那些刚刚冒出头来的主张市场经济的救世主们——实际上也就是目前我国经济的瞎眼指路人——却一听计划经济就躲得远远的，就像躲瘟疫似的。

我们的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建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在这群虚伪的家伙身上，有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到过，“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把最严重的考验压到百姓的头上。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们看到这种改革已不可逆转时，他们这才公开地大声宣扬，说他们再清楚不过，要是照他们的脚本演下去，会对大多数人民和国家带来什么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在他们——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之后，人民觉醒了。到了今天，所谓的“500天计划”就很难赢得掌声和欢呼了。

但这个计划的制订者亚夫林斯基、布尔布利斯、费奥多罗夫、扎多尔诺夫等人还是会记得的。他们记得，但他们在想办法让人民忘记。亚夫林斯基在苏联解体后甚至成立了一个党，叫“亚布卢”党。他连续十年宣扬自己的思想，可是却从来没有敢提自己的这个产儿——500天。人们终于咬开了这个苹果，原来里头长了蛆！现在，盖达尔这个经济激进主义的跟屁虫及其同伙居然还有脸在他的研究所里教导我们如何生活。

这些人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