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页)

是官市，其贸易量一直在增长。仅宣府、大同、偏关三地，马的交易量就从隆庆五年（1571　年）的　7030　匹，增加到万历二年（1574　年）的　27000　匹。万历十一年（1583　年），又增加到　45000　匹。

官市的建立又推动了从事民间贸易的民市的发展，而且民市的发展要远远快于官市。民市早在永乐年间（1403—1424　年）就已经出现，但受政策影响发展并不快。官市开通后，政府允许“官市毕，听民私市”。官市的交易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双方的需要，因此，民市发展迅速，贸易量数倍于官市。

除了与蒙古人交易的马市外，明政府还在辽东开放了与女真人（满人）交易的东马市，以及与西番人交易的西茶市。这些都给晋商提供了新的贸易机会。

晋商抓住这些机会，成功进行了转型。首先是从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业经营。由于边疆贸易和国内贸易的需要，他们经营的行业包括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纸张干果等杂货业、药材业、盐业等，几乎当时的贸易物品无所不包。其次是由纳粮开中地区转为向全国各地发展，几乎没有山西商人不去经商的地方。最后是晋商的企业制度、经营方式也在不断调整，这一点我们在其他文章中再详细介绍。

在明代，晋商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之一，并出现了许多富商大户。嘉靖时，奸臣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与人评论天下富豪时，把“积资满五十万以上”作为富户的标准，共有十七家列入，除皇室达官外，民间五家，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者有至百万者，其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可见在明代，晋商已富甲天下了。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从“开中制”到“折色制”（3）

在清朝以后，晋商还抓住了两次机会。一次是清统一中国后的贸易机会，另一次是清道光年间的金融创新——票号。这些我们将在其他文章中介绍。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1）

如果要画一幅晋商在全国各地活动的画，我想应该写上：“晋商走遍全国，商也富来，民也富。”

北京的“都一处”和“六必居”是两家著名的老字号，有关它们的传说许多人并不陌生。

乾隆十七年（1753　年）腊月三十晚上，北京城里的店铺都关门打烊回家过年了，只有前门附近一家小店还在开门营业。子夜时分，来了模样像一主一仆的两个人。他们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后并没有离开。当他们发现这家小店并无招牌时，就让店主拿来笔墨，主人模样的人写下了“都一处”三字，是说这时开张的店在京都只有这一家了。不久，宫中送来一块虎头牌，店主才知道来吃饭并题字的人是乾隆爷。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已无法证明了，但“都一处”的确成了老字号。不知道当年乾隆爷吃的是什么，至今让我留恋的是它的烧麦，薄皮大馅，一咬一口油，真香啊！

另一个是关于“六必居”的。“六必居”也在前门附近，是明代时官员们早朝之后常来喝个小酒、聊聊闲天的地方，连当朝宰相严嵩也常来。尽管在今人看来严嵩是奸臣，但严嵩也是大书法家，又位极人臣，能请他给写个店名，生意会更加兴隆。但严嵩的字不好求，他们就去找严夫人。严夫人想了一个办法，写了许多幅“六必居”的字，严嵩看了认为写得不好，就自己写了一幅让夫人临模。这幅字就刻成了“六必居”的店牌。这也只能听之一乐，但“六必居”之盛名却非虚传，至今不少老人都非“六必居”的咸菜不吃，大酱不用。

知道这两个传说的人不少，但知道这两家店为山西人开的并不多。“都一处”为山西李姓青年所开，他所制作的马莲肉和晾肉堪称一绝。乾隆皇帝去吃饭时，李掌柜已去世，店主是他的妻子盖素珍。“六必居”为山西临汾人赵存义、赵存仁、赵存礼三兄弟所开，他们经营开门七件事除茶之外的“柴、米、油、盐、酱、醋”。这六种东西是日常生活离不了的，故有“六必”之说。

在当年京城的晋商中，这两家店绝对谈不上大，主人亦小康而已。但从这两家我们可以看出，山西人无处不去，无一行业不经营，而且出手就成功。山西人经商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