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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几个月后的一天，班里的红卫兵开会，会上突然要我交出红袖章，我拼命护着红袖章，问为什么，他们说：“王佳芬，你妈妈在工厂里有大字报，你是混到我们红卫兵队伍里的黑五类！”我一听这话顿感天崩地裂，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当原来的红卫兵战友都用敌对的眼光注视着我时，我害怕了，颤颤抖抖地交出了红袖章，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教室，在学校的长廊边痛哭了很久很久。

晚上回到家，爸爸问我：“你的红袖章呢？”我抽泣着说：“他们不让我当红卫兵了，红袖章给他们拿走了！”父亲“唉”地叹了一声说，“大人的事为什么总要殃及孩子？”其实那时父母比我更难受，他们在厂里接受批判，白天批判完了，晚上回家还得写批斗稿、写检讨。父亲看着做三班倒辛苦不堪的母亲，不忍让她在精神上受更多的伤害，便把所有的批斗稿一个人全包了。父母那份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感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

“文化大革命”后，社会的风气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风暴由上而下，逐渐深远起来。学校停课闹革命，同学们都去各地大串联了，可父母坚决不让我去，于是我结合自己的特长，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天天下工厂演出，把16岁花季的热情化作歌舞，全奉献给那个火热的年代。在我的演出生涯中，最远曾到过嘉兴，因此嘉兴成了那时最远、最危险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书是读不成了，当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我也涌入了浩浩荡荡的浪潮中。

第一章　青春激荡（3）

父亲的背影

1968年，上海奉贤星火农场五七连队到我们中学来招人，此前五七连队已在上海“荡”了一圈，把各个学校的尖子生都招至麾下，宁国中学推荐了我。

接到这个消息时，我高兴了好几天，因为与去外地农村或工矿相比，近郊的五七连队显然是个好很多的去处。其实我全然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只知道此刻我要工作了，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憧憬着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未来，想象着成为劳动模范回报父母，乐颠颠地在3天里就打点好行李准备出发。父母都知道这个大女儿不是能窝在身边的凤凰，也都真诚地鼓励我去农场。

我记得那天是1968年11月3日，父亲和我的送我到人民广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把我送上车，然后目送着我找到座位，我在车上，父亲在车下，我们挥手告别。当时车里充满了激情、豪情和笑语声，所有人都在挥手，所有人都在告别，但真到那个分别的时刻，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毕竟还只有17岁，这是第一次与亲人离别。汽车发动时，看到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我的泪一直在流。

这一幕，很长时间都让我作为上山下乡的不坚定分子而感到在连队抬不起头，后来我读到朱自清的《背影》时，朱老的那种情怀让我感同身受。世界上的感情有很多种，在我后来的人生旅途中，也将不断感受到友情、爱情，但唯独那一刻的父爱以及母亲的那种关爱，给了我一生的力量。

汽车进入农场就开始颠簸着爬行了。星火农场五七连队驻地是奉贤县的围垦地带，那时那里刚刚围垦后不久，放眼望去大片的芦苇荡，野风一吹特别萧瑟。我们在农场的场部下车，然后要通过一条“炒麦粉”路到达住处，这段20分钟的路程给了我们这群大城市的知青一个大大的“下马威”，这条晴天灰尘满天、雨天泥泞不堪的土路，让我们开始明白“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伟大哲理。

尽管下乡时我们都知道五七连队是个住草房、点油灯、以艰苦而出名的地方，但当我们走进五排草房组成的连队，当我们踏进点着昏暗油灯的“家”时，我们还是惊呆了。当天晚上，我们一班7个女生并排睡在潮湿的地铺上，听着芦苇墙隔壁男生的呼噜声，躺在被窝里泪流不止，这样的现实对我们来说是残酷的。第二天的太阳依然升起，但初来的新鲜感却没有了，集体生活的好奇感也没有了，透过“战友”的眼睛，我看到很多人的脑子里一片茫然，我们回过神来思索的是如何“迈步从头越”。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1月10日，我们到达星火农场后的第一周，一股寒潮覆盖了北上海的天空，一时间大风呼啸，天寒地冻，草房里比外面更冷，我们都想赖床。可一到早晨，起床集合的哨子照常响起，连长告诉我们，眼下正是种油菜的关键季节，他要求各排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近百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