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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佳在广州《女巫》杂志当编辑，为了约稿，她经常出差，也碰到不少写作界的所谓名人。编辑部内部规定是“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拿到名家或非名家的好稿。稿子上了，你的旅差费统统报销，还给你出差期间每天三百元的补助；稿子没上，对不起，一切都得自己掏钱。”

激烈竞争的现实，使陈思佳的危机感特别强烈，她每天都在跟全国各地的写家打去甜甜蜜蜜的约稿电话。

在这种全方位的“工作狂”状态下，对于家中男人的墙外开花一无所知。说真的，如果不是彭进喜“老实坦白”，她至今还会被蒙在鼓里。

但是，当彭进喜向她讲述自己的“暗算经历”和随之发现的“快乐新大陆”时，陈思佳当时的反映就是“这家伙疯了！”

可是，彭进喜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编故事逗乐，更不是为她的杂志提供素材，而是“事实真相”，陈思佳气疯了：想想自己在外地约稿，面对种种引诱，她都婉言而坚决地予以拒绝，没想到“丈夫鼓励我去偷人！这是什么世道！”

但一个星期后，陈思佳还是答应去看看究竟是一些什么“玩主”！她承认“当时的确有一种探密的奇妙感，想为杂志社写一篇轰动性的文章”，但是参加了几次同事联欢会后，感觉这些朋友并非流氓，待人友善，又尊重女人，就同意去试试——“反正自己的男人已在染缸里了，我要出污泥而不染，也是很难。”

当晚碰巧安排了一场唱歌比赛，陈思佳获得第一名，并得到客户赠送的美容券。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以后几次，陈思佳看到大家玩的内容丰富，彼此尽兴，大家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不吸毒，也不玩变态的几龙几凤、SM，就彻底放开了。

“这种渐变的过程和心灵的挣扎真可以写一本好书。”

陈思佳优雅地吸着女式香烟，语气平和地说，“不过，要好玩，人多当然好，但首是要投缘，知底细。不是为‘做’而‘爱’，而是为‘爱’而‘做’，虽然这有一点困难，但还是可以努力一试的。”

“学问博士生，性爱小学生”

这种“高学识、低性识”的状况并非个别现象。多年前，在一部揭露中国性爱生活的报告文学中，一对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患了“不育症”，到医院去检查，竟发现女的仍然是个处女！

原来，这对“高级活宝”（老百姓后来这么戏称）居然认为男女双方只要平静地躺在床上，那么，他们从教科书得知的所谓的“精子、卵子”就会自动地从各自的身体里“跳出来”，“电流一般地结合到一起”，然后就可以生出小孩来了。

无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禁忌”和长期以来国人对“性知识”的缺乏所造成的。

有着博士头衔的刘然对“性知识”的了解虽然比上面这对“高级活宝”略胜一筹，但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差别。

刘然说，他从小用功读书，心不旁骛，一直读到博士，拿到学位后，先在珠海一家大公司任总会计师，管理着三四十人，常常听不懂他们说的笑话。后来辞职，应聘到了深圳大学，一直任教至今。

在接触这个圈子里的人前，刘然结婚已经五年多了，但与妻子共处时方法十分简单，“原始而粗鲁”，可以说根本不懂得女人的需要。

刘然曾听人说起男女做爱时，男人要有所谓的“驭女术”，他还一直认为太无稽，漠不关心。

结果，第一次参加“性派对”，其中的人比自己小十岁，却经验老道，令他大开眼界。

为了对得起人家，刘然那天晚上由“最基础”的ABC开始，在女方“由浅入深”、“手把手”地耐心教导下，他足足当了半个晚上的“小学生”。

最有意思的是，一年后，他俩第二次“派对成功”，当热情大方的女事主又主动表示愿意“辅导我的功课时，却发现我已经运用烂熟，两人不禁都笑出了眼泪。”

刘然说，目前他们这个圈子里共有二十几对，平常不大走动，电话都懒得打一个。但他们多会选择在周末行事。因为有时女人“不方便”，所以全体成员凑齐的机会也不多见，但每一次活动至少也有七八对夫妻参加。

“能够在一起，不管相识不相识，都是缘的体现。珍惜缘分，珍惜在一起时的分分秒秒，是我们的基本共识。”

刘然强调说，“缘分并不是一定要讲三年五年，甚至就是一辈子，其实有些缘分只有一天，或者就是二三个小时。不能强行将缘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