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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等着国民政府去向大日本帝国政府表示乞和投降。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

12月21日，这些傲慢的“战胜者”实在有点耐不住了。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请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出面充当说客，向中国政府转达帝国政府提出的基本条件。中方如全部承认，则以此为讲和条件。

日方提出的条件是：

（一）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向日本乞和；

（二）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三）华北、华中及内蒙设立非武装地带，但日军根据需要，可以在非武装地带自由驻军；

（四）华北、上海由中日共管；

（五）中国应偿付日本所要求之赔偿。

陶德曼大使看过这些条件，两肩一耸，大摇其头，认为这样的条件太过份了，“估计中国方面接受的希望甚微。”

然而，蒋介石尽管也在此期间表示愿和谈的意思，但却无论们何也不敢背着人民答应这样的条件。

1938年1月11日。

天皇对大臣们说：“如果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再以该政府为解决事变之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并与之签订调整两国邦交之协定。日本将协助新生中国之建设。”

天皇还指示：日本对拒不投降的国民政府将采取措施使之毁灭或纳入由日本扶持的新政权之下。

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们已于1937年12月1日，在内蒙搞了一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又于12月14日，在北平搞了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持政府。

日军在华北、上海的进攻以及南京的失陷，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美、英等国在长江中、下游范围的实际利益，因此，此时美、英也转而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抗战。正是在这种情况和中国人民抗日高潮的进一步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下与日谈和的企望，不顾日方的恫吓威逼，调兵遣将，部署抗战事宜。

日本政府认为“由于不能忍受中国方面的态度”。于1月16日，由近卫首相发表政府声明：

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策动抗战。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蒋介石对日本的政府声明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答日方：宣布召回驻日本的大使，关闭大使馆，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

这一手出乎日本意料，也于1月20日赶紧召回日本驻中国大使。

此时，两国之间，都唯恐自己态度不够强硬。断交，处于实际战争状态。仗，尽管打。大打大陪，小打小陪。但是，谁也不去首先履行那纸宣战的公文。

近卫首相向全世界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还要另外扶持新生中国政权，这大大刺激了蒋介石的自尊心，毅然辞去所兼行政院长等行政官职，宣布从今以后，专门率军打仗，与日本侵略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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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卫内阁认为，蒋介石要坚持长期抗战，主要依靠外国支援，在近卫首相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同时，还制定了“国际施策”。其核心内容是：破坏第三国对蒋的支援，使各国外交使团脱离中华民国政府。特别要作好法、英、意、德，捷克等国的外交工作，使其停止从物质和道义上援蒋。

在希特勒德国及其伙伴意大利的全球战略中，远东是其重要一环。因此，他们既同日本又同中国建立比较密切的军事关系。特别是德国，大批的德军顾问，从1928年起就一直在蒋介石的军中供职。在许多部队中，德军顾问配到了营一级的单位，德国曾卖给蒋介石数量可观的枪械，以及飞机、坦克、装甲车这些现代化的军事装备。

日本外相广田为了破坏德、中关系，抓住希特勒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之仇这一特点，到德国大肆游说，指责蒋介石政权跟斯大林打得火热，在希特勒的耳边吹“中国逐步接近共产党”；“国民政权将陷入共产党的谋略中”；“蒋介石的抗日行为是受了斯大体俄国的唆使；抗日路线是建立在容共、联共的基础上，是苏共的帮凶等等。

经广田外相这一出色外交挑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中国抗战的看法有了明显转变，由最初的同情中国抗战，转向怂恿日本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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