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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偷偷办起了冷轧带钢厂；在浙江萧山，鲁冠球创办了万向节厂……

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写道，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正是民间经济的推动，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感受到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巨大生机。于是在1979年7月15日，国务院以当年50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兴办特区的报道，文件明确表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3市设置经济特区。此举，无疑对燥热的民间经济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推动作用。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回答》。诗人北岛深情而热切的笔触，凝聚了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亿普通中国人肩负历史使命、企图改变现状的巨大热情与冲动。

而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世界都瞩目的一个奇迹，就是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被无数难题困扰的*，曾怀着无比谦逊的心态，于1978年10月22日东渡日本，前去学习那些先进的经验。1979年6月底，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着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应*之邀来华访问。此后，接踵而至的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中国。

另外，在1978年的国庆典礼上，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香港商人，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上。他叫李嘉诚，是黄光裕的潮汕老乡。自从11岁离开大陆前去香港后，隔了整整40年，他才再一次回到大陆。

而这两位被*所重视、蜚声全球的大企业家，也成为日后黄光裕顶礼膜拜的商业偶像。

在1978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对比：当时美国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是70％，而近10亿人口的中国，电视机拥有量只有100多万台。另据《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披露，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电视入户率从不足10％增长到，观众规模更是达到了亿人。9岁的黄光裕当时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一辈子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让电视机之类的“奢侈品”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普通的百姓家庭。

僵硬的流通体制，被白蚁般的倒爷啃得千疮百孔

但野草疯长的地方，天生注定是一片灰色的领域。

那些沿海大批新生的小工厂，绝大多数人是当年的偷渡客创办的。后来闻名全国的“指甲钳大王”梁伯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在1980年前后，浙江温州、台州地区，广东潮汕地区也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艘走私的渔船，满载着服装、五金、家电等国外商品，在沿海一些偏僻的小码头登陆，然后又迅速涌向全国各地。在广东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现象，一窝蜂地到处兜售走私货。

另外，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价格管制和地区隔离和差异等滋生的权力*，催生了一大批靠倒卖批文的“倒爷”，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繁杂的体制外流通网络。僵硬的流通体制如一座外表坚固的防洪大堤，但愈来愈多的“倒爷”如肆意繁殖的白蚁般，已经从里面把它啃食得千疮百孔、危机四伏。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令政府最头痛、商人最害怕、民众最痛恨又最亢奋的四个字，就是“投机倒把”。而对遍地的“投机倒把分子”，政府的态度飘忽不定、时紧时松。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禁止乡镇社队企业的“无序”生长，避免同国企争夺原料。这一年，韩庆生等四个国企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让这家农机厂起死回生，每人也得到了600元酬劳。但后来，韩庆生却因“技术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300天。

1982年，因为广东、福建等地走私和投机倒把现象严重，中央有人点名批评这些地区的领导是在“放羊”，放言“如果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广东就要垮台”，并提出要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广东省委领导任仲夷连续两次被召进京，并写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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