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页)

鞘，其内嵌以黄金，以为酒杯之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有同样的习惯，在下文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老上单于便是用月氏王的头盖骨饮酒。况且，匈奴人如同斯基泰人一样，都是好割人头的。希罗多德指出，斯基泰人将他们割下来的头颅当作战利品，并将人头皮系在马缰上以此为荣。在匈奴人的后代与第6世纪突厥人中，一个战士的坟墓上积累着与他一生所杀的人数同样数量的石头，并把这种作法看得十分神圣。印欧族游牧人与突厥－蒙古人有同样的血腥气味。斯基泰人将敌人的血洒在坟墓里，并要喝掉被自己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为了表示对订立盟约的重视，匈奴人在同一个头盖骨里饮血。为了悼念死者，斯基泰人和匈奴人同样把脸用刀子划破，“以便血泪合流”。

同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者。他们的马、牛、羊与骆驼群将会决定他们生存的节奏。匈奴人的迁徙和这些家畜的移动，则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水源和牧场。他们只吃肉食，这令多数吃素的汉人感到惊奇。他们穿的是皮衣，睡在毛皮上，把在毡帐下扎营。至于他们的宗教萨满教，是以祭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活动内容的无明确教义的宗教。他们的最高统帅或单于在“秋高马肥”的季节召开大会，以统计人畜数量。中国作家们的描述告诉我们，这些野蛮人有掠夺的习惯，他们在令人难以预知的时间出现于农业社会的边境，抢劫人畜和财富，然后，在尚未遇到还击之前，便带上战利品逃亡。当被追击的时候，他们采用是将汉人军队诱至戈壁或草原旷野的战术，用飞箭把敌人包围，在自己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只等到对方因饥渴和完全失去信心而精疲力竭时，再将其一举歼灭。由于他们的骑兵机动灵活、箭法高超，在草原上，从最早的匈奴到成吉思汗，这种战术一直少有变化。这种战术在所有擅骑射的民族中，不论是东方的匈奴还是西方的斯基泰都是相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可能的灾难来临之前就撤退了。中国的将领们却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通常被匈奴人的诡计诱到戈壁深处而遭到屠杀。

说到在所有的突厥－蒙古人中匈奴人的语言归属问题，有些作者，如白鸟库吉，认为他们属于蒙古人。伯希和却恰恰相反，他在利用汉文译音作出了某些语言学上的复原时，宁可认为他们是突厥族，尤其是他们的头领。

匈奴人拥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其代表作品主要是腰带上的金牌子和其他金属牌装饰品，如装备在鞍辔上的铜钩子与钮子，上面有特殊的动物画像，或者表现在长矛柄头上，它以牝鹿的形态最具代表性。这种艺术时常被称作“鄂尔多斯艺术”，这种称呼来源于蒙古的鄂尔多斯部落。这个部落从16世纪起便占据了陕西北部河套地区，在那里发现了特别丰富的古物。我们现所讲的这种艺术其实就是草原特殊动物艺术的一个简单的分支。我们在上文看到草原艺术在俄罗斯南部受到亚述－伊朗与希腊的影响。不论是原始形的还者是现代派的，米努辛斯克的艺术总是足够的简化，在它进入鄂尔多斯后，便和中国美术发生融合，草原艺术对中国美术，中国美术对鄂尔多斯青铜，二者间便相互产生了的影响。有些金属牌子的上面刻绘有马的争斗图，马或鹿与虎、熊、怪兽的搏斗图，在有些长矛柄头上则雕刻有圆形凸起的牡鹿或红鹿形象，从这里可以看出鄂尔多斯艺术尽管具有较多的题材和虚构，但与米努辛斯克艺术还是非常相近的。

据考古学家们的最新发现，蒙古及鄂尔多斯的匈奴艺术和斯基泰艺术是同样古老的。1933年，瑞典考古学者阿恩认为，滦平与宣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甚至于4世纪下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艺术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战国时代的中国艺术形成，这种艺术至少是从公元前5世纪时繁荣起来的，所以把鄂尔多斯最早的青铜器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瑞典汉学家卡尔格林把战国时代中国艺术的出现更远溯到公元前650年。所以，草原艺术中的鄂尔多斯艺术中部分是早已存在的，它能够改变周朝中叶时中国的装饰美术。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是曾经将周朝中叶的古代青铜装饰转变为所谓战国式艺术的因素之一，这个因素是符合社会演变规律的。

匈奴艺术的主要发现地点分布在从贝加尔湖至河北、山西、陕西边境的区域内。在北方，外贝加尔省赤塔的墓葬，曾被梅哈特确定为公元前2～前1世纪；同时还有蒙古高原恰克图北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列斯都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