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2/4 页)

民死活的，他们所遵守的唯一原则是“量出为入”，竭泽而渔。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在1935年竟已预征田赋到1978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在1935年甚至已预征田赋到1991年。更有离奇的是，湖南省慈利县1931年的田赋已经预征到了公元2117年。这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民除了自己一代以外，有的竟要提前替儿子一代、孙子一代乃至玄孙一代甚至是22世纪的第8、第9代后人，向反动政府交捐纳税。

同时，临时加征的地方军费开支又成为固定款项，且名目日益繁多。如垫江县就有安川费、剿赤费、短期公债、田赋公债、军米款、临时军费等，纷至沓来，此款未清，彼款又至。乡民日日忙交款，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在重赋之下，地主富绅多想法逃脱，漏减，而一般的自耕农根本承受不了，纷纷卖田卖房，甚至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三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田赋征实”、“粮食征购”、“粮食征借”合称“三征”。所谓“田赋征实”，就是硬性规定田赋征收实物；所谓“粮食征购”，就是以大大低于市价的“官价”强向农民征购粮食；所谓“粮食征借”，即是强行向农民“借粮”，实际上是借而不还，变相抢劫。“三征”是抗战时期的特殊政策，但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继续实行“三征”。从1946年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向人民掠夺了2亿市担左右的粮食，约占1947年粮食总收成的29％。江西省的峡江县几经日伪的窜扰，人口只剩下3万多了，而1946年的征购军粮数字却分配到10万石之多，平均计算起来，每人（包括吃奶的婴儿在内）竟要纳粮3石多。人民连饭都没得吃，哪里缴得出这么多粮食呢？以致逼得江西省粮食处长程某也只好投河自杀。粮食处长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还有“壮丁费”等。

杂税

在乡村集市，杂税名目更为繁多，正式的有契税、肉税、盐税、榷税（专卖税）、油税、烟酒牌照税、邮包税、印花税、春帖捐、活猪厘、纸捐、染捐、烟秤税、烟土税等等。有的税、捐之中，又分国家正税、地方附加税（如摊派的党费、教育费、建设费、司法费、财委会费、工厂费、教农工会费、指委会费、图书馆费、救济院费、商会费等）。地方附加税由各地方机构层层剥皮，任意揩油，实际征收数常常比国家正税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到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又先后开征了遗产税、土地改良税、交易税、猪肠捐、斗息税、秤息捐、肥肠捐、特税捐、油捐、旅店捐、保甲捐、庙会捐、油榨牌照税、灯草营业税、山租等几十种税捐，真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俗称国民党税多，由此可见一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4）

通货膨胀

另外，国民党政府又都通过发行公债，滥铸硬币、滥发纸币来制造通货膨胀，搜刮民脂民膏，这实际上也是变相的苛捐杂税，它使物价扶摇直上，老百姓的口袋越来越空。这种情况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后期已达万分惊人的程度。据统计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通货增发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下面一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以买2头牛，1945年就只能买2个鸡蛋了，1946年买六分之一块肥皂，1947年买一个煤球，1948年买五百万分之一两大米，1949年买五十万万分之一两大米，也就是说，半粒大米也买不到了。

骄奢淫逸

地主阶级靠着残酷的封建剥削，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农民却一贫如洗，被剥得精光。地主住的是深宅大院，高楼广厦，而许多农民却是栖身岩洞、破庙、树下、桥脚。地主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金银珠宝，而有许多农民不分寒暑，仅有一条手巾、一块破布*。吃的更不必说，所谓“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毫无夸张之处。有一些中、小地主，为了进一步“发家”，拚命聚财，特别吝啬，这是地主阶级贪婪本性的一种表现，并不是所谓节俭持家。

刘文彩那样的大恶霸地主自不必说，其他的大地主哪个又不是骄奢淫逸。

浙江武义县童芦村恶霸地主童雄梓，吃的饭，是上等精白米；吃的菜，除鸡鸭鱼肉以外，还要吃最先上市的时令菜。每餐吃喝，至少8菜1汤，一天伙食费，就要300多斤稻谷。吃得稍不如意，还要打人、骂人。富阳县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