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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海州以东，鞍山以西，“一贝勒各置三拖克索”。天命八年（1623）六月，镇压复州人民反抗后，将杀后遗下的叛民编为阿哈五百户，每十口给一牛、一驴，遣往设有汗、贝勒拖克索的纳丹费勒，耕田种地。九年（1624）正月，强迫盖州、析木城一带的汉民三千二百丁，迁往盖州城居住。充当汗的“种棉之人”、“育养水果之人”。十年（1625）十月，努尔哈赤下谕，编立成千上万的拖克索，除以数百庄赐予八旗官将外，其余拖克索尽归汗、贝勒所有。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一跃而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庄园主。

第一节汗、贝勒权势的膨胀（3）

汗、贝勒拥有大量牲畜。除建州时期原有牲畜以外，进驻辽东又掠夺和没收了大批马、牛、羊、驴、猪，仅用来出赁与民的耕牛就有一万头。天命六年八月，蒙古喀尔喀部为赎取斋赛贝勒，送来马二千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一小部分赐予八旗官将，其余尽为诸贝勒分取。

汗、贝勒还有大批专门培养果树的园户、捕鱼捉蟹的渔户、捉鸟的雀户、煎煮食盐的盐丁，以及种植棉花的阿哈。另外，汗、贝勒每年还派遣上千包衣到长白山采挖人参，猎捕貂狐，捞取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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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优待女真官将（1）

努尔哈赤从一个丁不满百的小部酋长，上升为辖地万里臣民百万的大金国英明汗，固然与其个人艰苦奋斗和家族成员的同心协力共创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网罗到一批谋臣勇将，没有他们的挥军冲杀，佐治国政，这一变化也是不能出现的。努尔哈赤深深感到人才的重要性，一贯强调要任用贤人，擢升有功的忠臣。进入辽沈以后，统治广大汉民，更加感到必须依靠各级臣僚，因而对八旗官将，尤其是对女真官将非常重视，十分信赖，厚加礼遇，额外奖赏，以促使他们效忠汗、贝勒，为巩固金国而尽力效劳。他曾专给诸贝勒下达密谕说：

我国之诸贝勒、大臣，若皆贪图个人之安娱，我为尔等太息，当唾尔等之面矣。尔等之断罪，非理矣！对并立授首之汉人，何故如我等之女真同样处之耶？我等之女真，若犯何罪，当问其功，问其差使，若有些小理由，即以之为藉口而宽宥之矣。汉人系应杀而获生之人，若不忠正效力，复为盗贼，何故不诛灭其族而杖释耶？至于系带往我等之费阿拉后与我等同来之汉人，当以同理考虑而断也。尔等所断者，似倔强不听之牛骡矣。着八贝勒将此谕，召集各自之固山之贝勒、大臣密观之，勿令他人闻知。《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二。

金国特重刑法，审断是非功过，是汗、贝勒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他们扶植忠良惩治奸臣的有效手段。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努尔哈赤特别指出，要区别开女真和汉人，对女真人，对女真官将，要尽量优待，即使犯法，应当问罪，也要论功论职而宽宥。至于封授爵位、官职，赏赐人丁财帛牲畜和庄园，女真官将更受到特殊的优遇。

八旗官将，多系女真担任。早期的“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和安费扬古，都是女真。建州时期先后担任过固山额真要职的有，阿敦、额亦都、虾费扬古、多弼、扈尔汉、穆哈连、济尔哈朗、汤古岱、博尔晋、何和礼、阿巴泰、扬古利，济尔哈朗、阿巴泰、汤古岱是宗室，多弼是觉罗，与其他固山额真都是女真。

进驻辽沈以后，曾任处理金国日常政务的督堂要职之人有，阿敦、阿巴泰、汤古岱、何和礼、扈尔汉、乌尔古岱、阿布泰、扬古利、多弼、巴雅喇、苏巴海、阿什达尔汉、贝托辉，也都是女真（包括宗室和觉罗）。

担任过固山额真或总兵官的有，巴笃里、穆哈连、康古里、汤古岱、扬古利、车尔格、扈尔汉、布山、阿布泰、岱音布、乌尔古岱、何和礼、喀克笃礼、武纳格、宗海、图尔格、李永芳、佟养性，还有明安等几个蒙古总兵官。上述人员中，只有李永芳、佟养性是汉人。

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十之###也是女真人。

努尔哈赤一向主张赏罚分明，重奖任劳立功之人，特别是对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官将，更给予特殊奖赏。例如，布山原曾因被他人陷害革除官职，后来查明，他不仅在辽沈之战中没有过失，反而见难而进，独担重任，立下大功，努尔哈赤恢复其职，并擢升一等总兵官，特赐世代优免的敕书。该敕文说：汗曰：在我得胜之时，能够管辖禁约之人甚多，我等苦战困难之时，管辖禁约之人则很少。夺取辽东城时，汗所举用之诸大臣，皆知我兵后退，谁也不出来管辖禁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