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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适应了明廷的需要，符合了它的愿望，因而赢得了明廷的信任。

第二节 西征广宁（4）

其实，被明廷夸奖的王化贞，并没有什么才干，他之所以能够立功，纯出偶然，得之于侥幸。广宁之能存在，并非王力御强敌的结果，而是努尔哈赤按兵不动，没有立即西征，广宁才未失守。毛文龙的镇江之捷，亦出于金兵不备，而且努尔哈赤立即派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领兵前往，平定了镇江的起义，对南四卫进行了血腥屠杀，迫使毛文龙逃往朝鲜。王化贞既不谙兵法，又刚愎自用，轻敌自傲，且不问军务，“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只知胡写乱说，“务为大言罔中朝”，骗取朝廷信任。

王化贞主战，主速战，极言可以不用多少兵马钱粮，就可迅速获胜，收复辽河以东十四卫。他为用以制敌之策所列举的论据主要有三项。一为用西虏，以西虏制东夷，即用蒙古打后金。早在天启元年三月辽沈失陷前夕，身任辽东宁前道的王化贞就上奏说：“奴氛益恶，辽势将墟，亟救燃眉，惟有用虏一着。……请发帑金百万”，宣谕蒙古诸部，有能讨金者，赐金银，有能灭金者，“有其地仍比顺义王例，岁赏若干”。如此，则蒙古各部“未有不争赴者”，“奴不敢复深入矣”。《明熹宗实录》卷八。五月二十四日，兵部从巡抚王化贞之请，发银一百万两于广宁，以抚赏蒙古招其抗金。九月，王化贞又上揭兵部说：“虎墩兔汗调兵四十万，助攻奴酋，先遣夷使伯言顾哈等报知，随后齐到”，请发帑金三十万，作赏功之用。这个虎墩兔汗，就是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王化贞的用西虏制东夷主张，是明万历后期的一贯方针，根据有三，一是蒙古、女真一向不和，建州兴起，蒙古不服，欲图诛剿，压其威势。二是蒙古善于骑射，兵力强大，素为明朝所畏，用以抗金，可收其效。三是蒙古各部贪明市赏，断市停赏，蒙古不堪其苦，重金抚赏，蒙古将恋财而为明用。万历末年以后局势，确实如此。一些蒙古部落与明相联，共抗后金，尤其是察哈尔部林丹汗，更是一贯与努尔哈赤为敌，蔑视新兴的建州。

天命四年（1619）十月，林丹汗遣使入建州，致书努尔哈赤说：

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青吉思汗谕：　致问水滨三万诸申之主恭敬英明汗平安无恙否？明国与我二国昔为仇敌。吾闻自午年至未年，明国为尔骚扰。今此未年之夏，吾曾亲至广宁，降服其城，收取贡赋。今尔出兵广宁，吾将威制于尔。吾二人素未开战，若吾所服之国为尔所取，则吾名安在？如若不听我此言，则吾二人之是非，天将鉴之！先前我等互相遣使往来，后以尔使捏告吾太骄傲，因而断交。如以吾言为是，尔可遣使前来。《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三。

此信用词之粗野，口气之狂妄，对建州的轻视和威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激怒了后金八旗贝勒大臣，半主杀其使者，半主割使臣耳鼻。努尔哈赤决定，“对彼之恶言，我等也以恶言相报”，遂回书林丹汗，痛讥其伪称四十万蒙古之主，实则仅系拥众三万之小部头人，讽其不敢用兵于明国（甚至曾被明所败）一心想讨要赏银，以致为明所骗。金蒙相恶，明是可以拉蒙抗金的。

二为用降臣，依靠李永芳等降将的反正，里应外合，击败金兵，收复失地。王化贞认为，李永芳等降将，久怀内附之心，连续遣人入金，劝诱归顺，李永芳亦佯为允诺，伪愿内应，王信以为真，寄予厚望。

三为倚辽民，等待河东十四卫辽民武装起义，迎接官兵，灭掉建州。王化贞一直认为，河东辽民痛恨后金，明兵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可以作为明兵抗金御敌的重要支柱。他曾上疏详述辽民情况说：　后金搜掠民间米粟牛羊，将堆积如山的财货，尽运旧寨，大杀辽民，辽民恨之入骨，等待官员往征。“河东之人引领以望，以日为岁，吾使人所至，望屋而室，贼至则匿之，去则导之，及河则泣送之。豪杰聚众，俟吾兵至，则共执伪将以降，虽多有事漏被杀，不悔也。”《明熹宗实录》卷十、十三。

因此，王化贞轻视大敌，“好谩语”，“欲以不战取全胜”，甚至直到十二月广宁势危，官民思逃的时候，王还上疏明帝，狂妄宣言：“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

熊廷弼则与王相反，力主固守，主持久战，强调征集大军，广储粮饷，备足器械。六月初一，廷弼即上恢复辽左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