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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匹械仗，无处寻觅”。明臣唯一倚以阻敌的是狭窄水浅的三岔河，而这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河防，竟只有一千兵戍守，实际上等于无人。

刑科给事中熊德阳，奉命往辽，祭告医无闾山之神，回京后，于五月中上奏，叙述耳闻目睹的辽东情形说：

若关外一线之路，寄于海与西虏之间，村落残破，驿递萧条，……至广宁虽稍成城镇，然实不及江南一中县也。城在山隈，可俯首而窥，聚族几何，可屈指而尽，所恃三岔河，而黄泥洼可褰裳而渡，日望援兵，不啻拯焚救溺。……辽陷一月，援兵尚未至广宁，虽有不弃广宁之名，已有弃广宁之实矣。《明熹宗实录》卷十。

熊德阳的这份奏疏，道明了广宁危如累卵和明已实弃广宁的真情。无兵无将无粮无饷，甲仗火器荡然，地形不利，援兵不至，广宁怎能坚守？因此，明人皆谓“河西必不能保”。监军御史方震儒更指出：　辽阳失守消息传到广宁，军民官绅万分惊恐，“人又奔散，生员缢于学宫，推官缢于衙宇”，巡抚亦欲逃窜。从辽阳逃出来的监军高出，竟上揭明廷，力言“广宁不可守，请捐以予西虏，资其扞御”。

如果努尔哈赤打下辽阳之后，立即挥师西进，全歼这千余残兵，攻取防守不严的广宁城，尽占辽河以西广阔土地，易如反掌，努尔哈赤就能轻易地成为君临全辽的英明汗了。可是，他计不出此，忙于掠人畜，征粮赋，按兵不动，重蹈覆辙，失去了轻取广宁的极好机会，为明朝调兵遣将，加强防御，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　“经抚不和”

后金天命七年（明天启元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贝勒、大臣，统军西征广宁，明金之间第三次大战开始了。

从战守形势看，双方情况很不一样，各有利弊，互有短长。后金的有利条件是，自天命三年（1618）取抚顺起，中经萨尔浒之战，下开原、铁岭，到重创明军于辽阳、沈阳，四年之内，屡败敌兵，所向无敌，进驻辽河以东广阔地域，扩地数千里，军威远扬，士气高涨。然而，金兵虽然善于野战，长于骑射，但火器不多，尤其是重型大炮数量更少，因而短于攻坚，辽阳、沈阳之战，都是诱敌出城歼灭敌军后，加上“奸细”内应，才能打下城高堑深的两大重镇。除了这一原有弱处以外，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辽东人民猛烈反抗金军的进占，或投毒药，或斩杀旗兵，或与明臣联系，约定期限，里应外合，大批辽民拼死外逃，掀起了反对后金压迫的强大斗争（详见本章第三节），严重消耗了后金的财力、物力和兵力，牵制了金兵的西进。汗贝勒不得不留下部分军队，驻戍要害城堡。后方不稳，必然影响出征，给军事统帅带来很多限制。首先，他们被迫力求必胜，因为万一失利，辖区汉民一定会乘机而起，砍杀守兵，内外夹击，切断金兵的退路，那时不仅在辽沈地区立足不稳，建州老营也回不去了。其次是汗、贝勒不得不采取迅速决战，一攻即克，一打便胜，不能延误，不能长期对垒。否则，既在人力、财力、物力（粮饷、火器等）上比不过明朝，不能打消耗战，而且后方辽民必然要与明军联系，待机起义。这种只能胜不能败，只能速胜不能僵持，孤注一掷没有后路的局面，甚为兵家所忌，往往导致失败。

就明朝来说，明廷确实下了最大的决心，花了极大的气力，可以说是竭尽全力，来对抗后金的进攻。熹宗朱由校即位以后三个月内，就连发两次帑金，共两百余万两，用于辽东军务，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月，又两次发银两百万两。一年之内，就从皇帝私库拨银四百余万两，作为辽东兵费，其数量之大，空前未有，足见明帝抵御后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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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2）

因此，明廷竭力征调兵马，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陷，四月初三即募兵于通州、天津、宜府、大同，十三日又募兵于陕西、河南、山西、浙江，又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擢参议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四处抽调招募兵丁，到七月末，除河西额设旧兵及留守山海官兵外，广宁有援辽出关官兵三万九千余人，召集残兵两万九千余名，招募乡兵一万六千余，共八万四千八百余人，出关军马两万六千余匹，工部解过紫花布铁甲三万副、选锋梅花甲三千四百副、帽儿盔六万顶，以及大批刀斧弓箭钢铁和枪炮。九月底，广宁旧兵及新募征调，已达十四万余人，有马五万余匹，工部解过紫花等甲八万四千副、纸甲三千副、盔八万顶、刀枪斧等兵器七万八千六百余，“弓矢铳炮火药称是”，海运米豆百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