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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数万，并打造弓箭，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灭虏炮两三位，以及“火箭火轮之类，无所不备”，自此军中“始有弓矢”，“军士始有攻守具”。同时，大修城池，辽阳墙垣，“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挑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两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沈阳亦修缮加固，“城颇坚，城外浚壕，伐木为栅，埋伏火炮”。城外挖有与人身相等的陷阱十道，阱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壕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两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奉集堡、虎皮驿亦开河建闸修缮坚固，时人称四城犹如“金汤鼎峙。其他要地，亦各各加固”。

与此同时，整军纪，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官兵，诛贪将陈伦，劾罢庸懦怕死的辽东镇守总兵官李如桢。

在熊廷弼精心安排全力奋斗的影响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兵、马、将、粮、火器、军械无所不备，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士气有所振作，令严法行，“守备大固”，辽东转危为安了。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及诸贝勒，见此情形，深知难以轻易取胜，只好按兵不动，待机而行。

明朝本可利用这一难得的好机会，继续增强实力，巩固边防，但明王朝腐朽已极，竟将赤胆忠心有勇有谋的熊廷弼换掉，自毁长城。尽管熊廷弼竭尽全力保卫辽东，功高过人，但他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不徇私受贿，不逢迎权贵，不受压于科道，招致了一大批夸夸其谈的言官不满，惹怒了因循苟且的文官武将，内阁兵部对彼亦颇有意见。御史顾造首熊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尚方之剑，逞志作威”。御史顾三元接着上疏，弹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言不罢其任，“辽必不保”。御史张修德更诬其破坏辽阳。虽然熊廷弼连上奏疏辩解，并伤心地说：“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但朝议仍定，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罢革廷弼，听候勘问，改以辽东巡抚袁应泰继任。

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任知县、工部主事、兵备参议、右参政，按察使和辽东巡抚，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他短于兵事，持法太宽，对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广招归降蒙古，这正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提供了有利条件。

努尔哈赤侦悉明朝经略易人，新官不谙兵法，决定大举征明，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三月十日，亲率大军出发，十二日晨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河的北岸造木城屯驻。此时，沈阳有贺世贤、尤世功两总兵官，各将兵万余，总兵官陈策、董仲揆引川浙兵一万余自辽阳来援，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领兵三万来援，就军队总数而言，双方不相上下，兼之沈阳城坚濠宽堑深，枪炮众多，据城死守，本来是不会轻易攻陷的。努尔哈赤知悉单凭硬攻，难以奏效，战事拖延，辽阳明兵大批来援，更为不利，遂采取了智取与力攻同时并用快速解决战斗的方针。首先是猛攻沈阳，十三日，先派羸卒挑战，诈败诱敌。行伍出身的勇将明总兵官贺世贤，见敌疲弱，率家丁千余出城冲杀，宣称必“尽敌而反”。努尔哈赤一见敌入伏中，下令包围，“精骑四合”，贺世贤兵败返回，身中四矢，城中闻贺败归，军民大惊，“汹汹逃窜”，诈降蒙古乘机内应，砍断吊桥，截断归路，世贤战死，后金军乘势猛攻，尽歼守兵，攻下沈阳。努尔哈赤立即挥师迎战明川浙兵，陈策、董仲揆率兵死战，以万余对五万之敌，杀敌五千余，力竭而死，全军覆没。朱万良、姜弼起初畏战不救，后仓皇接战，一战即溃，遁回辽阳。一日之内，努尔哈赤率军败敌数万，攻下沈阳要镇。

努尔哈赤屯兵五日，论功行赏，将所获人畜分于官兵，先行押回建州。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商议去向。他提出：“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军乘势长驱，以取辽阳。”诸贝勒大臣一致拥护，议定，即统军前进，至虎皮驿，明军民俱弃城逃走，遂于此安营立寨。

努尔哈赤决定乘胜进取辽阳，固然是十分正确的，但这也表明，在此之前，他没有制订出迅速夺取辽、沈的全盘计划，不然就不会打下沈阳足足五天之后，才集八旗贝勒大臣议定下一步行动，而这一失算，又放过了轻取辽阳的良好战机。

沈阳一失，辽阳真是危如累卵。巡按张铨遣人飞奏明廷说：　“辽之战将劲兵，半萃于沈、奉，半分应援，见今辽城，兵不满万，皆真、保、山东之兵，身无介胄，器不精利。……今贼克沈阳，无数枪炮火药，皆入其手，万一用以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