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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将我等之五百道敕书裁削一道。此被削敕书之主巴哈多朵之孙，前往抚顺，于夜间杀死汉人一男人，带回一马，汉人不知，未能查究。吾闻悉之后，自动捕捉捆缚。吾曰：　大国之人，若违誓言，则违之矣，汝何为毁坏吾誓，杀人牵马而回。我方之人带此人往抚顺教场斩之。该被带往抚顺教场斩杀者之父，以我之数代相传之敕书被削而怨恨，不令人见，黑夜窃杀明人，明国不知不查。彼因怨削敕书及杀其子，乃携五人五马逃走。我方女真追之，清河地方之人出而迎接该被追于边境欲捕之人，将逃走之五人五马收容于汉人之村后，汉人出来，与来追之女真对敌射杀，汉人、女真皆受伤。如若亲见追逐带走之逃人尚不归还，吾焉能信赖！今年五月，眼见我方六人六马逃走，进入抚顺河口台，却云不知而不归还，吾今复能信赖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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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争执频仍（2）

何时能见云贯日出。……思念地方之主，视尔马法如太阳，凡事皆信赖尔马法，而今无吾信赖之人也。……

因吾心如阿哈之忠，故天惠于吾，吾思天亦将推惠于尔大国之人。开原之人，以种种恶言诬吾，吾思“我地之主马法尔何时到来”而曾信赖于尔，尔却以开原人之言为是，长期不助吾。如斯不归还我之逃人，吾复信谁？吾无摘取境草之恶心……

马法，吾以尔慈，期待尔将逃去之人马给与。……《满文老档·太祖》卷七十四。

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努尔哈赤致明辽东督抚的唯一保存下来的信，内容丰富，十分珍贵，说明了很多重要问题。其一，尊巡抚为上司，自居属下。从信的用词和行文方式看，完全是下级对上司的谦卑口气，是微员末吏对主管长官毕恭毕敬的态度，是地方属臣对“天皇帝”（女真酋长对明帝的尊称）委派的钦差大臣的顺从表情。

此时的辽东巡抚是郭光复，刚从山西布政使加右副都御使，就任本职。辽东巡抚，不过是明朝一省一地的长官，并非中央朝廷的宰相，也不是主管全国某一方面的尚书，一般都以加都察院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衔充任，官阶为从二品或正三品。而这时的努尔哈赤，已自称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重创了叶赫，基本上统一了女真部落，第三年（1616，万历四十四年）就登上了“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的宝座。这样一位言出令行、叱咤风云、臣民数十万、辖地几千里的强大的女真国汗，对官阶二三品的辽东巡抚郭光复，却如此恭敬备至，连称马法（马法，乃满文mafa的音译，是女真、满族下辈对长辈的尊称，意为爷爷、长老、祖辈），尊之为“地方之主”，甚至把巡抚比作“太阳”，一切一切皆信赖于巡抚。努尔哈赤自己则甘居下辈，自比为阿哈（奴仆），一再表白“我心如阿哈之忠”，辩解罪名，申诉冤曲，盼望巡抚不要听信谗言，请求对己关照。这样的称呼，这样的口气，清楚地表明了努尔哈赤仍然以明帝的臣仆身份行事，仍然是辽东巡抚的下属，仍然承认二者之间是上下级关系、隶属关系。

其二，服从君敕，拒收逃人。明帝多次敕谕女真卫所，索要逃亡军民，不许收容汉人。这次辽东巡抚亦来查寻。努尔哈赤极力辩解，坚称未曾容留逃亡的汉人，并举逃避高太监赋役而来的六万人为证。所谓高太监，就是万历帝遣往辽东开矿征税的尚膳监监丞高淮。高淮借口矿税，肆意勒索，鱼肉小民，无恶不作。辽东军民异常愤怒，大批逃走，在接近建州的宽奠六城堡所属地带，数以万计的辽民逃聚其中，耕垦田地，明辽东巡抚赵楫、总兵官李成梁遣兵逼令归还故里，努尔哈赤参与了此事，既拱手得获八百里沃土，又常以此表明不会收容逃人，宣称“不收取六万人之人，我岂收容一二名逃亡之光棍？”

其三，遵守“朝廷法度”，不掠人畜财物。女真各卫必须遵守大明法典，不许入边抢掠人口牲畜，扰乱地方安宁。这次巡抚因为有人报称女真常来掳掠，杀人夺财，责问努尔哈赤，令其送交盗贼，不许胡作非为。努尔哈赤反复强调，立誓之后没有偷盗之理，以此为辩解。所谓“立誓”，系指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事，当年六月二十日，努尔哈赤“刑白马”，盛血一碗，与辽东吴副将、抚顺王备御为盟，“皆以不越帝境为誓”，违者，杀违誓之人。努尔哈赤现在就援引此誓，坚称未越边境，“无盗摘境草之心”，连草都不拿取，怎会盗窃财畜。他还援引万历三十九年（1611），主动捕捉前往明地行窃的巴哈多朵之孙，斩于抚顺教场之事为例，表明决不纵容部下劫掠，始终是遵守大明国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