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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北京深居九重的大明天子，很难知道“属夷”真情，除了发动大军，进边掠取人畜财帛、攻城略地这种明显的行动以外，忠顺与否，关键在于明朝边将对女真酋长的看法和对策，如若招致他们不满、愤恨、厌恶和怀疑，这个酋长就会被判定为僭谋叛逆行为不轨，就会遭到惩处，如若获得他们的欢心，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个酋长便会博得忠顺美称，就能晋升职衔，多领“抚赏”财帛互市贸利。幼习汉书，常入马市，多次至京朝贡的努尔哈赤，深知这一问题的重要，花了很大力气，想了许多办法，施展高超权术，极力笼络明朝辽东官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与李成梁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李成梁征阿台时，觉昌安、塔克世为明兵误杀。按说，兵有过，将为主，李成梁应是致死努尔哈赤父、祖的仇人。这一点，努尔哈赤非常清楚，李成梁父子也是知道的。《朝鲜宣祖实录》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李成梁之子御倭副总兵李如梅，对朝鲜国王讲述努尔哈赤情况说：“厥父为俺爷所杀，其时众不过三十。”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476页。杀害父、祖之仇，不共戴天，努尔哈赤应该立即起兵，书写问罪檄文，###李成梁，诛其弟兄子侄，报仇雪恨。但是，李成梁英毅骁健，身经百战，强酋王杲、阿台、仰加奴、逞加奴皆死于其手，王兀堂、纳林布禄、布寨是其刀下败将。从隆庆四年（1570）始任辽东总兵官，到万历十九年（1591）冬离任，二十九年（1601）再任。三十六年（1608）八十三岁时致仕，坐镇辽东三十年，大破“诸夷”，屡建奇勋，“威振绝域”，“边师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蒙受帝宠，封宁远伯，世袭，禄一千三百石，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任至总兵官，父子世握兵权，“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抚镇以下，非其亲嫟，无不立被斥逐”。对于这样一位统兵十万势焰熏天的大帅，小小的努尔哈赤怎能奈何，不要说兴兵问罪，就是稍露复仇之意，或辞色不逊，便会被李成梁发军征剿，家破人亡。相反，若暂埋深仇大恨，对彼奉承维谨，馈送厚礼，卑辞逢迎，倒可获其欢心，擢升奖赏，发展自己实力，扩大在女真各部的影响。聪明的努尔哈赤，明智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对李成梁百般奉承，力表忠顺，屡送厚礼，甚至以弟舒尔哈齐之女，嫁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这样，赢得了宁远伯的信任，得到了他的关照，因而利用其权，势力愈强，时人皆认为，建州之兴，与李成梁的受骗受贿提拔努尔哈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连上奏疏，痛斥李成梁“结连建州”，“建酋与成梁谊同父子，教之和则和，教之反则反，诛成梁而建酋自不敢动”。朝鲜君臣亦以李成梁厚待建州，“与老酋亲”而坐卧不安。兵曹判书李德馨甚至向国王直述说：“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渠（努尔哈赤）多刷还人口于抚顺所，故成梁奏闻奖许。”由此可见，努尔哈赤对李成梁采取的策略是十分正确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对于李成梁这个宁远伯、征虏将军、辽东镇守总兵官的大帅，努尔哈赤极力奉承，就是对辽东的兵备道、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中下文武官将，他也十分恭顺，竭力笼络，仅举一例为证。万历二十三年（1595），努尔哈赤以朝鲜边将斩杀进入其境采参的女真，欲出兵问罪，明游击胡大受应朝鲜请求，发书谕令建州停征，指责建州违法入朝，努尔哈赤立即遵令罢兵，并上书游击，申诉冤曲说：

游击宣谕莫与高丽为仇，我并无违法，只是遵守国法，保守九百五十余里之边疆，学好。上年高丽避乱达子地方，收留在家，将一十二名回送满浦，其五名送还天朝，两家为一家，往来行走。达子违法进入边境，杀了，全是无有为仇。……衔冤在诉，请游击转上抚部。……达担国、海西及建州必直有好人歹人，而把好人作歹人，以为违法之罪，难当领受。今将冤曲情由，诉禀游府老爷，将老亦可赤忠顺情由奏与朝廷。……开天门见天日……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165页。

第一节 龙虎将军（4）

一则说遵守国法，学好，保卫边疆，再则尊游击为老爷，三则叩请游击老爷将己忠顺情由，转达巡抚，上奏朝廷，读来确实令人深感其身怀忠顺之心，对天朝皇帝百依百顺，实系“顺酋”，辽东官将当然会赞赏其忠，当然要予以关照，擢升嘉奖。

由于努尔哈赤“年年向帝叩拜”，忠顺不逆，保守边疆，送还人口，乞讨职衔，笼络官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辽东边将，到中央官员，以及朝鲜君臣，都认为努尔哈赤忠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