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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辖区辽阔。明人张鼐在其《辽夷略》中说：王台“所辖东尽灰扒、兀喇等江夷，南尽清河、建州，北尽仰、逞二奴，几数千里”，拥有敕书七百道。《武皇帝实录》亦载：“叶赫、乌拉、辉发及满洲所属浑河部，尽皆服之，凡有词讼，悉听处分”。但是，由于王台没有建立起适当的管辖制度，兼之御下无方，“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反曲为直。上既贪婪，下亦效尤……民不堪命”，因此，“诸部尽叛，国势渐弱”。万历十年（1582），王台“竟以忧愤死”。

王台之亡的前车之鉴，巩固女真各部统一的迫切要求，是努尔哈赤利用、改造牛录制创立八旗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对待女真的总政策，及其对努尔哈赤的态度，对促进八旗制的确立，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政府对待女真，一向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在努尔哈赤兴起以后，更想依靠这个办法，来削弱建州势力，恢复明政府对全部女真的统治。这在杨道宾的奏疏中，反映得十分清楚。

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已经灭哈达，亡辉发，重创乌拉，军威大振。署礼部尚书杨道宾连上三道奏疏，详述明廷国策和努尔哈赤近况，提出对策。他说：

女直乃肃慎旧疆，亡金遗孽。自永乐初年野人女直来朝，其后海西、建州女直悉境归附，乃设奴儿干都司，统卫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八，而官其酋长，自都督以至镇抚。许其贡市，自开元以达京师。……其海西、建州，岁一遣人入贡，海西一千，建州五百。……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有二，各自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酋奴儿哈赤，既并毛怜等卫而取其印敕，又举海西南关一带卫所酋目，若布占吉，若猛骨孛罗等而有之，虽婚姻有所不恤。惟北关一带，若纳林孛罗与弟金台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又闻其饰名姝，捐重妆，以交欢北虏。夫国家本借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然详绎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三，杨道宾：《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建酋兼并属夷凭陵属国罪状已著乞速颁文告严饬武备以遏乱萌事》、《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事》；《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四。三道奏疏，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即明对女真的基本政策是“分而治之”，一定要使女真四分五裂，各自为主，互不相下，不能让他们统一起来，“不使归一”，以便以夷治夷，“犬牙相制”。因为，女真一联合，“兵满万人，则不可敌”，将成大祸。分，则互相间易起争端，争必乱，乱必弱，既乱又弱，必竞相争求明援，那时就不得不卵翼于明，听明驱使，为明帝效劳了。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所以必须坚持祖宗立法，立即制止努尔哈赤对各部女真的兼并，“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这样，才能除去祸根，保证边境安全，保证明朝安全。

面对天朝明国议论发兵捣巢分裂女真的紧迫形势，努尔哈赤如果不制定正确政策，巩固女真的统一，则所辖各部又将涣散，实力大损，定将被明兵诛剿，家破人亡，重蹈远祖董山、外祖王杲覆辙。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努尔哈赤利用旧的牛录制，改进发展，创立了八旗制度。

二、　由牛录到八旗

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牛录是满文niru的音译，意为射兽用的“大披箭”。很久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女真）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围猎用兵，则自由组合，兵猎完毕便解散。所谓的牛录额真，不是汗贝勒封授的统治士卒的专职官将，而是由参加兵猎的诸申推举的临时指挥者。这种各依族寨、自由凑编的临时性武装组织，既是当时女真部落分裂涣散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延续、助长了女真的分裂。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女真统一大业的进行，而且在客观上为明朝政府对待女真的根本政策——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