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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萨尔浒、界凡五城，五城即联合出兵追赶。努尔哈赤的后哨章京能古特，发现敌军，立即飞报，不料，找不到部队，未能告知。努尔哈赤仗恃有后哨侦探敌情，故未注意防备。突然，敌兵追来，阵于界凡浑河，直至南山，约八百余人，十倍于努尔哈赤之军。众寡悬殊，出人不意，从天而降，一下子就震动了军心。五祖宝郎哈之孙夹陈、桑古里两人，看见敌兵众多，“大恐”，“解其甲与人”，意欲逃窜。努尔哈赤十分生气，怒斥说：“汝等平素在家，每自称雄于族中，今见敌兵，何故心怯，解甲与人。”说完，亲自执旗先进。

努尔哈赤对堂兄弟的这样怒斥，既是真的动了大气，又包含了很深的用心。他气的是，这两个人，平日在族中，以勇自命，飞扬跋扈，耀武扬威，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可是，一到两军对阵，敌众我寡，处于劣势，就变成另一种人，胆小如鼠，贪生怕死，解盔卸甲，竟想逃之夭夭。这样一来，军心更加不稳，士气更加低下，全军覆没，在所难免。他怒斥族弟的目的之一，就是惩一儆百，连亲为弟兄、贵为台吉的家族成员，都因畏敌而遭严斥，那么，其他怯战之人，也要受到惩罚了。用这样的方式，来稳定军心，克服畏敌情绪，阻止临阵逃遁行为的发生和扩展，也许是有用的。可是，努尔哈赤没有想到，不仅斥责族弟，未能起到作用，就是自己亲自执旗前进，也不能产生良好的影响，敌兵固然是岿然不动，己军也是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怎么办？这种局面稍微延续一下，就会大难临头。正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穆尔哈齐挺身而出，随兄长并肩前进，二人携带两名包衣，“奋勇步射，直入重围，混杀敌兵二十七人，遂败其兵。八百人不能抵挡，皆涉浑河而走”。敌兵遁退，努尔哈赤的部下兵将才赶来，看见大局已定，便建议“乘此势，可追杀之”，真能见机行事，遇功不让。努尔哈赤对此非常生气，“怒而不应”，待敌渡过浑河，略微休息，便率兵追杀四十五人。他与穆尔哈齐追至界凡，见败兵十五人，便弯弓发箭，各射死一人，余十三人坠崖而死，大获全胜。努尔哈赤收兵时无不感叹地说：“今以四人败八百众，实天助也。”

如果此战失败，努尔哈赤不死便擒，整个家族就完了，那时历史进程怎样行驶，结局如何，实难预料。至少可以想像，爱新觉罗王朝恐怕很难建立起来了，努尔哈赤也难戴上“太祖武皇帝”的皇冠，皇太极的太宗、福临的世祖宝座也坐不成了，就此而论，穆尔哈齐是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应该算是清王朝的特大功臣。

可是，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对于曾经风雨同舟屡次从征立有殊勋的穆尔哈齐，在封赐爵位上，似乎过于吝啬，其在世时，仅赐号“青巴图鲁”，译称“诚毅”，为习惯尊称的普通贝勒，未能挤入“执政贝勒”行列，顺治十年（1653）才追封多罗贝勒。他的十一个儿子，只第四子务达海于崇德四年（1639）封三等辅国将军，屈居十等爵位中第九等，其他儿子在太宗朝均未授爵。而穆尔哈齐的三兄弟舒尔哈齐，却是权势赫赫的“三都督”，顺治十年（1653）追封和硕庄亲王。他的四兄弟雅尔哈齐，史称其“无嗣”，“卒年及事迹”皆不著，很可能是年幼早死，可是顺治十年却追封多罗郡王，谥“通达”，并配享太庙，入祀盛京贤王祠。三人待遇显然有异，为何差别如此显著，看看其亲生之母，便可明了。原来，舒尔哈齐、雅尔哈齐与努尔哈赤皆系一母所生，均为景祖塔克世嫡妃宣皇后之子，而穆尔哈齐之母，却系“庶妃”李佳氏，生母地位低下，又非太祖努尔哈赤一母之弟，嫡庶有别，亲疏有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不平等的结局。

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2）

与此相似，又另有差别的是巴雅喇的爵位。巴雅喇是塔克世最小的儿子，十七岁时（1588），即偕侄褚英、大臣噶盖、费英东领兵一千，攻安楚拉库部，“星夜驰至”，夜取屯寨二十处，其余尽行招服，获人畜万余。二十六岁时，巴雅喇又与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率兵一千，攻东海窝集部，取赫席赫、鄂谟和苏鲁、佛纳赫拖克索三路，获人畜两千。这样一个年幼出征骁勇善战连立军功的台吉，生时亦仅赐号“卓礼克图”（译称“笃义”），为普通贝勒，不是“执政贝勒”，顺治十年追封多罗贝勒，谥“刚果”，其子在“太宗”朝亦未封王公爵位。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因其亲母贫寒低下。巴雅喇的生母纳喇氏，是塔克世的继妃，也是嫡妃，地位并不低，是真正的“大福金”。但是纳喇氏对前妃之子努尔哈赤，十分刻薄，常在丈夫面前进谗言，十九岁时即将子赶出，另行分居，“家私只给些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