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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擒布占泰。《武皇帝实录》对此事的叙述颇为生动，它写道：　擒获之人跪见淑勒贝勒努尔哈赤说：“我得此人，欲杀之，彼自呼毋杀，许与赎资，因此缚来。”太祖问曰：“尔何人也。”其人叩首答曰：“我畏杀，未敢明言，我乃兀喇国满太之弟布占太，今被擒，生死只在贝勒。”这段记载，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布占泰贪生怕死摇尾乞怜的丑陋形象。布占泰留居四年后，努尔哈赤遣图尔坤黄占、博尔昆费扬占两大臣带兵护送回国，使为乌拉国主，“布占泰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犹父子”，以妹嫁与舒尔哈齐贝勒。褚英、代善把这段往事翻出来，对布占泰嘲讽讥笑，随行兵将当然会引起共鸣，自然就不畏惧这个铁锁系身乞求活命的刀下败将，信心倍增，勇气十足。他们齐声叫喊说：“吾等愿效死力！”遂奋勇渡河。褚英、代善领军“登山而战，直冲入营”，大破乌拉兵。努尔哈赤因代善“奋勇克敌”，斩杀敌军统兵贝勒博克多，赐予“古英巴图鲁”美号。古英，乃满文Guyeng的音译，意为“刀把顶上镶钉的帽子铁”，巴图鲁为英勇，是勇士的美称，既英勇，又硬如钢铁，更是勇士之最。这个尊号，有清一代，仅为代善所独有，可见努尔哈赤对代善的英勇给予了高度的嘉奖。

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统兵三万，进攻乌拉，连取三城，布占泰领军三万迎击。诸贝勒、大臣欲战，努尔哈赤说：　乌拉是与己“同等的大国”，是棵巨大的树，对这样大的树，只能一点一点地砍伐，不能一下折断，这样的大国不能一下灭亡，应先取各城寨，以后再攻其首部。此话固然有理，可是，时不我待，上一年进攻乌拉时，就因为努尔哈赤讲了同样的话，俘获不多，即行回兵，这次再中途而止，士气很难振奋，将会大大延缓统一女真各部的进程。努尔哈赤一向是言出令行之人，一经作出重大决定，很难更改，说不定还要惩办违令者，可是，不讲，不进攻，贻误了战机，今后更难了。在这紧要关头，代善冒险，率群将力争，终于说服了汗父，下令冲杀，顷刻之间，击溃敌兵，杀一万人，获甲七千副，灭了几代相传的强国乌拉。代善为后金国的建立，又立下一大功。

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进攻抚顺。十四日下雨，欲回兵。代善谏阻说：

我与明和久矣，因其不道，故兴师。今既临境，若遽旋，将与明复修好乎，抑相仇怨乎？兴兵之名，安能隐之。天虽雨，吾军士皆有制衣，弓矢亦有备雨具，何虑沾湿。且天降此雨，以懈明边将心，使吾进兵，出其不意耳！是雨利我不利彼也。《清史列传》卷一，《代善传》。

代善的谏言，讲了三个重要问题。

其一，是与明和好，还是对抗为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代善所说的“和好”，不是说平等的两国互利互助友好往来，也不是说中央与边疆正常的经济交流宽厚相待，而是讲建州女真为明臣仆受人欺凌的封建隶属关系。如果因雨回兵，与明“和好”，那么，努尔哈赤就要放弃“养育列国英明汗”的尊号，照旧充当目为夷酋的建州卫都督，就必须按时朝贡，遵守国法，以辽东巡抚为父，听任边将勒索压迫，也就必须把已经兼并的女真部落吐出来，使其各自为主，取消已经建立的强大的后金国，三十五载奋斗的丰硕成果，全部付之东流。这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长期南征北伐血染战袍的八旗贵族官将不能忍受的。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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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太子”之废（2）

其二，军机泄漏，后患无穷。代善说，“兴兵之名，安能隐之”，这是不可忽视的要事。几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抚顺，这是难以掩盖的。兵贵神速，尤以出其不意为上，走漏风声，敌军知觉，严加防备，就很难击败对方攻克城堡了。努尔哈赤深知此事的重要，早在两个月以前，努尔哈赤和诸贝勒大臣已经议定征明雪恨，要砍伐树木制作梯子，又怕明方发觉，遂通告众人说：“诸贝勒伐树，修建马厩”，派七百人砍树。过些时候，唯恐明通事来此，看见做梯子的木材，下令将它做成拴马的栅栏。做梯子，都怕人发觉，这几万大军的行进，明朝能不知晓？它一获悉建州反叛，必然要调兵遣将，赶运兵器粮食，加强防守，那时再来进攻，困难就大了。

其三，有备无患，乘雨突袭，变不利为有利。代善指出，天虽下雨，兵士有“制衣”，弓箭有备雨用具，可以照样前进。当然，道路泥泞，行走不便，但是，正因为这样，敌军可能松懈，哪有冒雨远道跋涉进攻城寨的？因此，利用下雨之机，突然偷袭，犹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