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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哥做女人，一定要做个忠贞的女人，否则你会受到天谴的。”红玉不回话，只评论刚才那婶儿。说小时候和她家的关系可好，她也和那几个兄弟在一起玩，有一次两家的大人都说好了，要把她将来许给老三。我就微笑了，说，“后来呢。”红玉仍不接话，说后来还有这个意思。我又说，“再后来呢？”红玉说，“再后来咋了？再后来谁都不提了呗。”我哈哈地笑起来，街上许多人都看我，但我的确很快活。红玉又说，“现在见了我都可亲呢。”我说，我没有看出来。我说，她再也没有多出来的儿子许你了，不然我真让出来。

晚饭早早吃了，红玉的爸还不满，从书房出来说，“你们把我的钟点儿弄乱了。”丈母娘就说，“那你别吃，等点儿到了再吃。”我们其实是要去洗澡，然后赶回来看春节文艺晚会。佘镇的浴池前几年还没有，现在东街有一个，西街有一个。我们去的东街，人家娘俩儿牵扯着，一路亲密地说着话，但丈母娘时刻挂在嘴边的仍是那个石磊。到那儿时，见浴池的院子好大，中间盖了一排低矮的砖房。房里中间是个走廊，两边是一间间的浴房。走廊里各房门口都站满了人，有男有女，有大有小，往往看上去是一家子，都等着洗澡。红玉提前对我说过，这里可以夫妻同浴，其实不是谁规定可不可以，而本身就自自然然，没什么规矩。我们看这阵势，恐怕一晚上也洗不完，卖票的就说，“要不你们洗桑拿？就是贵点。”我们就问了，也就每个人四元钱。桑拿房在后院，不在一处，里面连排几个房间，看上去也是好大。我先教了她娘俩怎么蒸，然后我就出去了。这房子的走廊上只挂了个布帘子，没有可以拴住的门，我就出到院子里给她娘俩看门。这一看就是老半天，院子里还颇凉，也没个可坐的地方。这时就来个男的，可能是这儿开浴池的，径直朝门里走。我忙喊住他，“里面有人。”他说，“知道。”接着仍往里走，我又说，“是女的。”他这才站住，说，“是女的啊。”接着又朝回走。这时我就觉得，乡土习俗就是如此，很随意，可我又在刻意坚守什么呢？这男人若进去，看了也就看了，不过一团白雾而已，他也会很快地退回来的。我在这里坚持的就一定是文明的么？我是不是无形中又扰乱了这份自然呢？看来我始终与我的故乡有了格格不入的东西。

她娘俩出来，这时已有两个多小时了。丈母娘说，“你在这儿陪洪义，我先走了。”我就进去洗，红玉就在隔壁的排椅上等我，我仍对她说，“给我把好门，不论男的女的，都不许进来。”我草草地洗过，回去时文艺晚会已演好长时间了。外界的炮声也阵阵地响起来，还有附近的旗火儿窜上天的鸣叫。我们边吃着瓜子、糖边评说着节目。到新年的钟声撞响时，乡村和城市一样，鞭炮已是四处炒豆般地爆响，并且声音连成了一片。妈说，她还要到庙里上香。我说，那我陪你去吧。她说，“远倒不远，不过今天还真的得找个伴儿，总觉得这会儿心里慌慌的。”红玉的爸就说，“那慌啥哩，不想去明天再去呗。”我只在旁边笑。其实这庙就在东墙外不远处，原先就是个庙，后来改成了学校，现在又改成了庙。在是学校的那个时期里，我的小学和初中一年级，就在此读书。后来我们重点初中有了新校址，我们又在这里住宿。现在这个庙，正是我们班住的那间教室的地方，说不定我的床铺的位置，正在那尊泥塑处。这庙里灯烛辉煌，而外边的四界却显得黑暗，许多树影也显得寂静。妈让我在门外拉了一个短短的火鞭，她上了香，跪在地上的布墩上磕头。另有几个妇女，似乎疯疯癫癫的，抽着烟，还拨着蜡花。门外也有一堆火，一个歪斜的粗树根儿在火堆里冒着烟儿。回来的时候，我仍想着当年的许多往事。妈却说，“他们还说呢，解放前你爷把庙改成了抗日小学，现在可好，他们又把学校改成了庙。”我淡淡地说，“此一时彼一时吧，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妈又说，“我是说，现在这改革开放以来，这人的思想都混乱了。”我仍淡淡地说，“不是混乱了，是复杂了，多元化了，这是好事儿。”

大年初一的早晨，也是从四周不间断的炮声中度过的。给红玉的爸妈拜过年之后，红玉又拉着我去给她姥爷姥娘拜年。我这人不会下跪，红玉也不跪，她只是一条腿儿前屈，像清朝妇女的福安似的，样子可爱优美。我让她给哥也拜一个，她却不给我拜。这一天，上午吃完饺子之后，就闲闲地待在家里。迎春花可能也受了整夜的烟火的袭扰，已开出了二三十朵细小的黄花了。也有人来给红玉的父母拜年的，因此西屋我们也不去，只在东屋待着。今天的院子里，鸟雀也少，都躲到田野里去了。于是我朗朗地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