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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易中天语）

熙宁九年，三十三岁的王雱去世。年老多病的王安石丧失独子，悲痛难抑；再加上变法派内部的重重矛盾、改革的举步维艰，使他心力交瘁，对改革前景极度灰心、绝望。他很坚决地辞去相位，到江宁隐居，并筑了座“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以后，他骑着一驴，出入寺庙，吟诗念佛，结交高僧，清心寡欲，俨然如出世之人。

在此期间，他逐渐放松心情，慢慢从丧子之痛、仕途失意中解脱出来，还做了数首小词。这些小词，笔调恬淡自然，均叙写闲适生活、村野情趣与故作放达的情怀。

如《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

门前白道水萦回。

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

山桃溪杏两三栽。

为谁零落为谁开。”

《菩萨蛮》：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

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

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这两首描绘春景的词，语言清新，指事类情，几近白描，贴切自然，有“小院回廊春寂寂”的日景、“梢梢新月偃”的夜景，有“山桃溪杏两三栽”、“花是去年红”的明丽色彩，也有“黄鹂三两声”的声响，“爱闲能有几人来”的“闲”字，从分体现他的淡泊宁静情怀。

脱下冠带蟒服的王安石，从重楼飞檐、雕栏画栋的相府走出，居住在临水的“数间茅屋”里，毫无“退休后的失落感”，反倒是身着“窄衫短帽”，陶醉在溪水、山桃、溪杏、垂杨、黄鹂、新月的乡村美景了，重新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最令王安石想不到的是，正当他过着孤寂寥落的晚年生活时，经历了“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后的政敌苏轼，这次前往汝州，路过金陵，特地前来拜访他。

这不免令王安石又惊又喜。一大早，他就骑着野驴，等在了岸边。苏轼望见他的影子，连帽子都没戴，就赶紧从船里，奔出来迎接他，并向他深深地拜了一下，道：“子瞻今日失礼了，竟敢一身便服来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朗声大笑，挽住东坡的手臂，道：“子瞻，礼仪是为我们这种人而设置的吗？”

从某种意义上看，除了个性、政见的不同，苏轼几乎就是王安石的一个“翻版”：皆才华出众、年少得志、正直热情；皆是天才人物，精通诗文史哲佛道儒，学识魄力是时代的顶峰；地方政绩突出，中央仕途几起几落，但到晚年，都淡薄名利、对自身遭遇看开了；苏轼较之王安石小15岁，考取进士、去世也整整晚15年！

人说“天妒英才”，我看确实如此：老天爷看见十一世纪的中国诞生了那么多英才，要做到心胸宽广、丝毫不嫉妒，难哪！尤其对王安石与苏轼，不让这两个天才折腾一番，闹点矛盾、生些风雨、来点“激情碰撞”，老天爷如何甘心？

这次见面，王安石与苏轼惺惺相惜，彻底化解了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两人同游钟山，“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相得甚欢。后人的笔记中，留下了他们互相佩服、切磋诗文的诸多记录。二十多天后，苏轼将要离开，王安石竟十分不舍，甚至劝他买田地定居下来，好做个邻居。

苏轼也明白王安石的好意，有些惭愧、有些遗憾，写诗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目送他离去，叹息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风流人物！”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两年后，也就是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听说司马光进入朝廷，顿生不祥；惆怅不已：“司马十二作宰相矣！”

果然，司马光执政以后，连废新法，王安石默然沉痛。当他听说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终于抑不住错愕、悲愤，道：“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同一年，司马光也病逝。

在王安石、司马光去世之后，原先的“新旧之法”的争论，已经完全变了样，彻头彻尾地演变成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到宋徽宗时期，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闪亮登台，利用王安石的声望，打着光复“熙宁变法”的旗号，将反对自己的人“统统收拾掉”，再将“新法”变成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