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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之前。

事实上，秦王朝正是因为没有在其力量薄弱的边远地区分封诸子以为诸侯王，直接对当地进行管理，遂让六国贵族后裔在那些地方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若干年后，秦末最先起来造反的，就是楚、齐这些遥远难控地区，最终导致了秦帝国的崩溃。

历史进展是需要一个渐进型的过渡的，对于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来说，分封制是有两千年历史的为人们长期习惯的政治结构，突然一朝全部改掉，人民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实际上非常不肯纳入郡县制体系，秦始皇出游也主要是为了去那里弹压。

对于齐楚这样的遥远地区，派一个王子过去，既一定程度地满足了当地分封制的历史怀念，又可以加强秦势力在这些地区的直接渗透和控制。如果是任命官僚去齐楚的话，郡县制的官长，毕竟不会像皇族子孙那样对中央忠心耿耿。事实上，反秦大运动开始以后，吴越地区的郡守——名叫殷通，居然要主动率民造反，攻击中央。如果是派皇子赴当地为王，当不至于此。

分封制的第三个好处，可以起到反独裁的作用。我们说，反抗独裁不能靠君王自己发善心或者用思想学说教化他，而只能依靠客观力量。在分封制体系下，有两个反独裁的孔道。第一，在其他诸侯国的干预下，一个诸侯国内也不能对民众过于暴虐残毒，否则必然遭到外力军事打击与干涉。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被灭的小国，通常都是因为小国国君过于对本国民众昏暴所致（譬如梁伯就是因为喜欢大兴土木，最后民怨沸腾，秦人趁机灭了它）。也就是说，有敌国的存在，可以制约本国君主不敢对民众肆意妄为。而一旦没有敌国存在，“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语）。这个道理在现代社会也起着作用，很多国家不敢对民众太恶，就是因为国际势力的存在。

皇帝的暴脾气，全是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后，给养出来的。

在没有诸侯国或敌国可以制约皇权的时代，皇帝老子一人独大，没有什么客观力量制约他（除了最后同归于尽的人民起义），他为所欲为，又严又暴，脾气大极了，被形容为“老虎屁股摸不得”以及“伴君如伴虎”的老虎，随时就要咆哮，随时就要吃人。他的金口玉言等于绝对圣旨，往往独断专行，任意宰割天下，形成极大的独裁。在这种情况下，臣子们失去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人风格，而沦落为战战兢兢没有骨头的“奴才”，也就毫不奇怪了。

分封制下，制约国君，还有第二个孔道。就是在一个诸侯国内，权力和城邑也是再次分封给卿大夫家族的，我们管这个叫小分封。这就形成了一个“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带有“贵族民主政治”特点。譬如晋国就是六卿轮流合作执政。如果这种多家族、贵族的联合民主执政继续演化下去，有可能就形成贵族的议会，成为西方的那一套。西方的封建时代，就是在这种分封机制下，产生了贵族联合体的议会，议会对王权进行巨大限制，从而最终走上了西方的民主。

所以，整个皇权时代出现那么多昏君和暴君，即便不是昏君暴君，也一个个威严专肃，但分封制时代的国君则随和得多。这就是因为分封制下的天子被诸侯制约着，诸侯国君则被其他诸侯国以及国内卿大夫们所制约着，使得他们施政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克职尽责，举动合规，以求本国壮大。他们对士人也被迫恭敬延引，谦虚容让，所以才有了春秋战国士人很男人的风格，很牛气的气节。

总之，秦王朝之所以出现轻用民力、大兴事功导致荼毒海内这样的错误，跟郡县制促成皇帝独裁、一意孤行、不受制约，不能说没有关系（另外，假如秦始皇把齐、楚分割封王而治，封王也许在辖区采取不同于秦始皇急于事功的错误做法而另选因地制宜的合理之术，就不会闹得全国一盆炭火，以致全局不可收拾）。

分封制的第四个好处，减少大规模农民起义：我们说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而在此之前的商周一千多年，很少闻听有如此炽热、广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因为在从前的分封制下，各个诸侯国直接管理地面，民生参差不齐，有高有低，但不会处处都低。即便哪个诸侯国出了乱子，也会是局部地区政策不当导致的，不会天下各个诸侯国都乱，形成全天下范围的大起义。

中世纪的西欧也是一样，其农民起义数量远远少于同期中国，规模也远远小于中国。这就是因为它们当时也是分封制社会。即便爆发起义也只是反对个别残暴的领主，很难发展为反对国王的大规模运动。

所以，分封制下会较少全国大起义，是中西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