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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用仁义教导我，用道德来规劝我的，受到最高的赏赐；那些用行动来辅佐我，终于助我成功的人，受到次一等赏赐；那些不吝生命，为我浴血拼杀的人，受到再次一等的赏赐。像那些只是用自己的劳力来帮助我而不能匡正我错误和缺点的人，受最末等的赏赐。所以行过三赏之后，才轮到你。”晋国士民听到这件事后，都无比欢悦。

赵鞅，史称赵简子，奠定了“三家分晋”有其一的基础。其子毋恤，即赵襄子，乃赵国第一代国君。简子时，晋已名存实亡，赵、魏、韩、知伯四权卿，已俨如诸侯。简子有臣名周舍，好直谏。周舍死，简子每听朝政，未尝有悦色，大夫皆请罪。简子感慨道：“你们都没有罪过。我听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如今满朝堂只听见唯唯之声，再也听不到像周舍那样的谔谔之音了。我是因此忧伤啊。”

田因齐，史称齐威王，战国时代最有为的霸主之一。一日威望与梁惠王相会田猎，梁惠王问：“大王有什么好宝贝吗？”威王说没有。梁惠王笑了：“像寡人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尚且有前后各缀十颗一寸那么大宝珠辉照的车十二乘，以您万乘之国怎么会没有宝贝呢？”威王说：“我所当作宝贝的正好和大王不同。我有一个叫檀子的大臣，派他去驻守南城，楚国便不敢东向侵犯，泗上十二国的诸侯都来朝拜。有个叫盼子的，派他镇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到东边的黄河里捕鱼。我有个官吏叫黔夫的，派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到北门祭祀，赵国人就到西门来祭祀，以求神灵保佑不受攻伐，搬家去追随他的有七千多家。我还有个叫种首的大臣，令他防范捕盗贼，他的治下就路不拾遗。我将凭他们去照耀千里河山，岂仅仅十二乘车马呢！”

曹操，“可爱的奸雄”，人所共知。董卓为乱后，天下纷起义兵。某日，曹操与袁绍相会，袁绍问道：“如果事情不顺利，那么什么地方可以凭据啊？”曹操反问：“足下之意如何？”袁绍颇得意的说：“我将南据黄河，北阻燕、代之地，兼有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应该可以成功吧？”曹操不置可否道：“我将倚凭天下志士之才智，御之以道，当无所不可。”

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上述四者，皆可谓一世之雄。其成功固然是尽占天时，地利，人和，而究其根本，乃在“得道”——尊崇仁义，仰重道德。今虽世异，倘能深鉴，志大者，必能飞龙在天，叱咤风云；志小者，亦足以如鱼得水，畅所嬉游。可不共勉！

宋太祖怎样审“御状”

宋太祖赵匡胤一生有两件大事为普世所闻：一为“陈桥兵变”，二为“杯酒释兵权”。而尤以“杯酒释兵权”为人所乐知，诸将军虽不至落得“走狗烹”，却也是“良弓藏”的结局。故道者莫不感叹“千古事一辙，成王多伪诈”。此处本人不想对此事做何议论，只是想讲两件宋太祖和他手下那些悍将的故事，看看他还会用什么方式来处理他们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

有一位叫郭进的大将，时任西山巡检。某日一人忽向太祖告密，说郭进私通敌寇刘继元蓄谋起兵反叛。太祖大怒，直骂其诬害忠良，命人把告密者绑了给郭进送去。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说告密者是诬告，那宋太祖为什么不干脆“咔嚓”了他以彰正义？这是不是很值得玩味？其实这都是出于对“阴谋家”的惯性怀疑，当然不能绝对排除这种揣测，但太祖此做法的另一种意义却宣示着皇帝对臣子的莫大恩义和信任。且不管告密者所言属实与否，在五代十国那样一段道德沦丧的时代，太祖方致力于重整山河而少暇于教化；他告密的动机都不会是出于一片对君父的赤胆忠心，而绝对是源于和郭进的私怨或搞政治投机——利用皇帝猜疑手握重兵将领的普遍心理来大捞一把，或钱或官，都相当有赚头。因此太祖的所为就更像是一种袍泽兄弟间的义气，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石秀，当他确知了杨雄老婆的奸情，绑了让杨雄自己砍了那“*”，自己却不必代劳。怎么说郭进也处在了一种被动的地位——毕竟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终于给他想到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他对告密者说：“如果你能为我取来刘继元的一个城池或寨子，我不但不杀你，还会代你向朝廷请功，封你个一官半职。”告密者大喜，领命而去。大概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告密者果真骗了敌方的一个城池来降。郭进便具表详言其事，派人送告密者进京请封。太祖见了告密者，犹挟余怒道：“胆敢诬害我忠良，只能赎你你一条小命，封赏不给！”太祖又把告密者遣还给了郭进，郭进就又给皇帝上书说：“如果陛下让臣失信，恐怕以后就没有人肯协助臣下为朝廷效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