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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工作了近１５年。洪晃顿时成为名人。

对个人背景——包括家世、出生地、早期生活和求学经历、师承、工作资历——的看重，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对那些有显赫背景与资历的人，人们总是另眼相看，并给予更多的尊敬、信任，更好的条件与机会。以洪晃为例，虽然她经常大声疾呼“我不靠家庭背景吃饭”，但如果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与传奇性的留洋经历两大光环，她的受关注、受欢迎程度会弱化很多。

不能说这种社会心理完全没有道理。比如某人家底丰厚，他担任领导职务时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动力可能会少一些；某人祖辈、父辈是社会名人，他在担任公职时可能会产生某种“不辱家风”的使命感；某人曾在某个重要机构任职，可能说明他具有一定的素质、能力，也可能他从中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和人际关系。但很多时候，这种观点纯粹是出于“想当然”的推断、“爱屋及乌”式的情感转移，以及存在于人们心中天然的等级观念，似乎上等人（哪怕跟上等人有一点关系的人）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优待——“人家是名门之后啊！”比如，某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曾为某中央首长担任保卫，某人原来的单位领导是一位大人物，某人的爷爷是有身份的人，这样的人在职场上就享受到某些优先权利。与此相对的是，那些所谓“刚刚洗脚上岸的农民”、“前不久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的暴发户”、“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土鳖”，则是很多人轻视、怀疑的对象。

有这样的社会心理做基础，也就怪不得那些有着光辉背景的人克制不住向别人显摆的欲望。尽管他们有时装出要刻意隐瞒的样子，但仍然时不时会透露一点儿，内心的优越感溢于言表。这些信息无不在提醒着他人：我“出身名门”，我是“有来头”、“有资历”的人，应该受到重视与优待。

家庭出身是主要的炫耀对象。新中国建立后，传统的出身与门第观念受到批判，不过，又由另一种血统论取而代之——只有“红五类”的出身才算“根红苗正”，才是值得放心的“接班人”。当然这种“反等级”只是昙花一现的表象，正统的血统观念、精英情结仍然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时期，部队和机关大院的孩子格外趾高气扬；“文化大革命”后，城里人看不起乡下来的，大城市看不起小地方来的——即使这些人比他们有钱有名，已获得了和他们一样的身份证编码。很快，出身富贵之家、书香门第，再度成了一件让人羡慕、值得声张的事情。公关策划人王力（王恩波）在初入职场时，就搬出自己的外祖父傅作义；潘石屹虽然一再说小时家境贫寒，但还是清楚记得“爷爷当年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军官”；足球运动员谢晖“拥有八分之一英国血统”，这多亏他的曾祖父娶了一位英国护士……

歌坛怪才雪村刚出道时，其貌不扬，性格乖张，走的又是平民路线。很多人对他并不看好，以为是哪个山包里冒出来的愣小子。雪村适时地透露他是文艺界某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之子，又坚决不肯说出其父亲的名字。不过大家很快知道了他父亲是谁，雪村也很快被圈内人所接受。

在西方社会，有钱人是否真正能够进入“上流社会”，还要看他的钱是“旧钱”（ｏｌｄ　ｍｏｎｅｙ，指经几代经营得来的钱）还是“新钱（ｎｅｗ　ｍｏｎｅｙ，指靠自我奋斗一下子暴富得来的钱）。如果他手中的钱属于“新钱”，那么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属于按家庭经济状况划分的“上层阶级”，暂时还算不上是“上流社会”的人。

形象设计师英格丽·张认为，身世观念是“人们血脉里的东西”。她在一本书中写道：“成长于宽松、经济有保障的家庭的孩子，会对生活中一切都容易满足。他们易于按社会的标准行事，会表现得自信，有安全感、善良、大方、宽容、开通、缺乏野心，因而易于与人合作。他们看待世界人生的眼光与贫困中长大的孩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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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背景）（2）

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富足和稳定，家庭出身越来越受到重视，身世的“魔鬼”正迅速复活。很多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在中国选择高管，优先选择的就是所谓名门之后。现任新浪网副董事长的汪延，１９９６年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加盟新浪前身四通利方公司，职业生涯一帆风顺：１９９９年出任新浪网中国地区总经理，２００３年，时年３２岁的他兼任该公司ＣＥＯ。人们认为，汪延的留学背景特别是家庭出身，让他在事业发展初期得到了格外重视——他的父亲汪华是中国首批驻法外交官，爷爷汪德昭是中科院声学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