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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时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欢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觉！”

所谓“作揖主义”，不是不坚持真理，不是当滥好人，而是不把时间花在与人无用的争论上，全心全意做自己的事情，用事实来说话。《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是这个道理。

《庄子·齐物论》提出“辩”的反命题，认为“辩无胜”……靠辩论获得的胜利没有意义：“即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大意：我和你辩论，你胜了，我输了，我说的就一定错误吗？我赢了，你输了，我说的就一定正确吗？其实无论辩论结果如何，我俩谁对谁错，或者都是对的，或者都是错的，仍然无法断定。）

不明智的争论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你要知道，当一个人辩论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单纯的用理智分析问题，他所有的人格尊严都已经行动起来，要求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事后他也许会觉得自己错了，但是他必须考虑到宝贵的自尊心而坚持说下去。美国心理学家奥佛斯屈在他的《影响人类的行为》一书中说：“当一个人说’不‘，而本意也确实否定的话，他所表现的决不是简单的一个字。他身体的整个组织……内分泌、神经、肌肉……全部凝聚成一种抗拒的状态，通常可以看出身体产生一种收缩或准备收缩的状态。总之，整个神经和肌肉系统形成了一种抗拒接受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要让他冷静的分析问题并放弃自己的观点，简直难于登天。本来除了辩论，你还有其它方法可以证明你正确的，但现在，他把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维护自己的尊严等同起来，恐怕再好的方法也要归于无效了。

第45节：每个人都有优点

所以，如果你是正确的，事情的发展自然会证明你的看法，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也会慢慢改变态度。而一旦辩论，往往会使人将坚持自己的看法视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即使事实证明你是对的，他仍然不会服气，会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护，不仅不会信服你，反而有可能产生敌意。也许有那么一种人，天生杠头，即使用事实来说话他仍然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既然客观事实都无助于改变他的看法，口头的争论又如何能够呢？徒然增加别人对你的反感而已。

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著名的大争论，比如洋务派与顽固派，保守派与立宪派、革命派与保皇派、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等，对于解放思想、推动历史发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例子能否反驳我前面的观点呢？我觉得，首先，总的来说，即使这样的辩论，也没有哪一方让另外一方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李鸿章洋务运动失败了，但他至死都反对君主立宪；康有为辩论不过革命派，但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他还是保皇派；在每次辩论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某一派举白旗投降的情况，只是后来革命形式的发展，迫使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已，并没有被说服。也有放弃旧观点接受新观点的，比如梁启超、杨度，但只是特例，而且是在他们从事的活动……维新和复辟失败以后认真反思的结果，而不是别人跟他们争论的结果。其二，真正因为这种讨论而受到思想启迪的是“旁观者”，也就是那些青年学子，他们从中接触到了新观点，通过自己的比较选择了更为先进的观点，从而使得大讨论起到了思想启蒙的效果。第三，某种观点正确与否的最终决定性因素还是实践，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