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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情作楚囚。

蒋百里说：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强，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而保卫地方倒能发挥出较大的力量，因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兴起来。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夏承焘评论陈寅恪时说：“著书有三种：最上，令读者得益；其次，令此学本身有发现；其三，但令读者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陈君之书，在二三之间。”

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冯友兰说：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

郁达夫谈鲁迅之死：“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

张荫麟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他认为，“一切超于个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

1937年，傅雷为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下献辞：“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首先要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撰写《国史大纲》，他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并昭示国人树立一种信念，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闻一多说：“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内。”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治学方面，更表现在其做人做事上。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也有这样的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晏阳初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贺麟说：如果把民族复兴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振兴，则不惟忽略事实，也不明复兴的要旨，事实上，任何民族复兴的关键还是主体精神价值的张扬。

顾颉刚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蒋介石曾向侍从室的唐纵说：“在现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吴浊流说：我们的青年，相反地视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弃而不读，其结果产生无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样，风一来就摇动，可左可右可前可后，这种现象从哪一角落来看，都是同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发育起来。

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

张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有人说，举目四望，当世已无教育家。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